國家稅務總局日前下發通知，要求清算土地增值稅。1月19日，上海浦東新區的一家房地產企業負責人透露，上海一些大型房地產開發商曾經秘密碰過一次面，“準備聯合起來給市里主要領導‘上書’，希望能考慮一下企業的生存問題。”“與其說是清算土地增值稅，還不如說是清算地產商的命！”這名房地產企業負責人說。

　　稍加留心即可發現，中央政府每出臺一項房地產調控政策，最直接的反應往往不是來自購房者，而是來自房地產商。房地產新政出臺之后，房地產商的反應最為豐富多彩，要么是作憤憤不平狀，要么故作叫苦不迭狀，要么是大呼暴風雨即將來臨，要么是密會、密謀，積極尋求應對之策。比如，去年“國六條”細則出臺不久，全國房地產開發商巨頭就秘密碰頭，“密謀如何來突破‘國六條細則’的限制，尋找有利于他們的政策解釋”。應該說，這一次滬地產商擬上書建言不過是“故伎重施”，因此并不讓人太感意外。

　　該如何看待房地產商的上書之舉？筆者認為，法治社會，“上書”這一途徑雖然有悖法治精神，但它作為一種表達利益訴求的方式，作為一種“合法”的手段，倒也無可厚非。具體到房地產商上書一事，我反而覺得是一個不壞的消息。之所以這么說，原因在于，作為一個掌握著巨大財富的利益群體，你不讓他們表達訴求是不可能的；他們通過“上書”的方式和政策博弈，而不是通過傷害法律、傷害公平的其他方式和政策抗衡，這難道不是一個好消息嗎？

　　上書這一方式無可厚非，但是不代表上書的主體也無可厚非。就房地產商而言，這一群體和其他群體有明顯不同之處——他們本身具有極其復雜的時代色彩。正如《21世紀經濟報道》的記者所了解的信息——參與上書的主要是上海灘上一些大的地產企業，他們一方面是上海的“大地主”，一方面又混跡于政商兩界，擁有政府性資源。可以說，擁有政府性資源正是一般的利益主體所無法望其項背的優勢。做一個假設，如果不同的利益主體，表達的是同一個利益訴求，擁有政府性資源的利益主體往往能如愿以償，后者則很難或者根本就實現不了利益期許。

　　如果梳理一下近些年房地產商的博弈脈絡，便可佐證這一事實。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前期起，房地產商就開始光明正大地走上前臺，先是出資組織經濟研討會等，后又在公開場合發表與政府部門明顯不一致的聲音。2003年6月13日，央行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房地產商的痛處顯然被觸及了，他們一邊反擊和聲討，一邊集結力量進行運作，最終維護并強化了自身的利益。對此，學者孫立平感慨，“在改革以來的20多年中，一個利益集團能夠影響甚至改變政府的一項重要政策，這還是第一次。”

　　無論是官方、坊間抑或學界，“房地產商已經成為一個發育程度最高的利益主體”的看法已成為共識。既然如此，一個發育程度最高的利益主體通過種種途徑表達利益訴求，委實不值得大驚小怪。值得追問的倒是，“發育程度最高的利益主體”這頂桂冠為何偏偏戴在房地產商頭上？這是必然還是偶然？是權力的主動投懷送抱還是房地產商長袖善舞？抑或兼而有之？購房者仰仗人數眾多的現實和握有購房與否的主動權，為何偏偏不是“發育程度最高的利益主體”？顯然，惟有洞悉上述疑問，才能撥開房地產商身上的種種迷霧與玄機，也才能更客觀地打量房地產商上書這一事件的時代色彩。

　　(來源：北京青年報 作者：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