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給富貴病下帖猛藥

　　杭州住在別墅里的人，非富即貴。可大富大貴了的人們想把日子過得更好些，就在違章建筑上動起了腦子。執法部門通知富人接受處罰，就有人說了，你們這個單位怎么這么不懂事？！

　　富人眼里的不懂事，就是你執法部門不知趣，不知道我有錢，不知道你的上頭有我的人。

　　為了一己私利，公然侵占社會公共資源，損害他人利益，自私和貪婪極度膨脹，在某些富人身上集中地體現了出來。杭州九溪玫瑰園和南都花園兩處別墅里一些富人們，憑借著兜里有錢，真把自己當成了莊園主，真把那片土地當成了私人領地，為所欲為，一點一點蠶食著公眾的利益，做著普通百姓不敢做、也做不成的事情。

　　“要查你查好了。”這是一個被金錢嬌寵慣了的群體。他們壓根兒沒把法律放在眼里。他們用金錢換來了尊榮，還想憑借這席尊榮，得到更多別人花錢也得不到的東西，包括讓普通人望而卻步的紅燈也為自己變綠。

　　一邊是私利和貪欲，一邊是公德和法律，富人們用金錢堆積起來的自尊心，就敢于向公德和法律叫板。所以，我們看到他們一次次拆了再建，一次次愛理不理。

　　富人之仁，不僅僅在于你是否依法納了稅，不僅僅在于你某天大發慈悲給某個貧困群體捐了多少款，它還體現在牽涉個人私利時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道德和法律的要求，是否自覺承擔起與金錢價值相匹配的社會責任。如果個人私欲在與法律、社會責任的PK中占了上風，錢再多的富人，也是很病態，很不懂事。

　　一個健康的公平社會，一個現代的文明社會，越是要對資本有規范和約束。如果法律和規范遇到富人繞道走，嬌慣的就不僅僅是富人自己，全社會都要為此付出責任，付出代價。

　　讓富貴病好起來，最好的辦法就是，給他們下帖猛藥，讓富人道德起來，守法起來。

　　浙江省社科院社會學家楊建華：

　　富人更應該多點擔當

　　前兩年我就聽說過九溪玫瑰園私挖地下室的新聞了。這讓人感覺不舒服。這不是大家樂見的事。

　　我的看法是，社會對富人這個群體會有一種看法、判斷，現在富人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道義，與富人的財富增長速度相比，有一定距離；與社會對他們的期望相比，有一定距離。

　　我們剛剛做了一個大型問卷調查，其中涉及了這樣一個問題：地位認同與對富人社會角色的期望。所謂社會角色包括“社會責任”、“利益代言”等。其中我們設計了一個問題，大意是：

　　如果把當前的有錢人看成一個群體，那么請對這個群體的社會責任進行打分。

　　1124份問卷中，平均得分5.69，這是什么概念？每道題的中位數為6.0分。這說明我們并沒有像以前那樣有仇富的心態，但也認為他們所作所為并不理想。公眾認為你的財富越多，你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就應該相應增加。

　　現在一些有錢人，不僅沒有承擔應有的責任，反而謀取更多不屬于自己的資源，這對社會是一種傷害，反過來，對他自己所處的富人群體也是一種傷害，間接地損害了自己的利益。

　　富人應該考慮該如何樹立自己的形象，如何處理好財富與道德意識、社會責任的關系。

　　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

　　為富不仁是對執法能力的考驗

　　中國歷史上不乏富貴者蔑視法律的現象。紅樓夢里就有四大家族，法律遇其也退避三舍。在不少地方，有錢、有財富，就能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利益，這說明我們的法治還不完善。

　　業主和房地產開發商、物業等之間屬于一種契約關系，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合同里已經寫得很清楚了。做危害建筑的事，甚至有可能殃及別人，這是很簡單的違法的事情。有關人員可以提起訴訟。但我估計現在還沒有。

　　這其中存在一個怪圈。中國是一個法律規范不是特別健全的國家，有的富人保護自己的安全，不是依賴法律以內的力量，而是依賴法律以外的力量，比如和當地官勢結合。這時政府的中立性就特別重要，不可以和富豪形成利益共同體。而目前中國GDP至上的潮流，官員們又喜歡這些富豪、投資者，遇到富人不尊重法律，很可能忍氣吞聲，網開一面。GDP主義有可能助長財富與權力的勾結。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在社會上會造成一種影響：誰的利益大，誰的拳頭大。于是后繼的新富們又會以此為“榜樣”。

　　這是對一個政府執法能力的考驗。放縱這樣的情況，就談不上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僅包括政府不可以做違法的事情，也包括政府得把必須做的事情做好。(記者 俞熙娜 柏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