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崗村正在進行的一系列新的改革試驗，再次成為新一輪農村改革的聚焦點

　　“一年越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裕坎”。這是相當長時期內，一撥又一撥參觀考察者對中國農村改革大包干發源地——安徽小崗村的感慨和評價。聽上去很尖刻，但也是令小崗人既難堪又困惑的實情。

　　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再次來到小崗村，所見所聞卻不禁眼前一亮：隨著推動土地流轉、適度規模經營、發展合作經濟、創新鄉村治理模式等等一項又一項改革新試驗的啟動和深化，展現在記者面前的是一個正處在從傳統小農經濟走向現代農業、從城鄉二元結構下封閉的舊鄉村走向城鄉一體化大趨勢中開放型新農村的小崗村。正是這些新探索、新轉變，讓小崗村在近兩年時間里，人均收入由3000多元上升至6000多元，擺脫了二十多年來一直停滯不前的狀況。

　　今天，小崗村一系列新的改革試驗，也再次吸引了關心中國農村問題的眾多專家學者的目光。他們都不約而同把“中國改革第一村”作為中國傳統農區的縮影，試圖從中尋求破解當今中國“三農”問題的新答案。

　　試驗一：土地自愿流轉，發展規模化現代農業

　　65歲的老農嚴金昌如今成了一個現代養殖場的飼養管理者。作為當年秘密在“分田到戶”協議上摁下紅手印的“大包干”帶頭人，他和幾戶農民一起，又把自己當年冒著坐牢風險分到自家的田地租了出去，交由上海一家養殖公司發展種豬擴繁基地。

　　因為養殖經驗豐富、具有一定號召力，嚴金昌被提升為這個占地200多畝的現代養殖場的管理者。出租土地的農民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則接受了這家公司的反聘，成為企業員工，每人每月領取800元左右的工資。

　　“我們飼養的高山特色風味豬，直接銷到上海等的大型超市，價格是普通豬肉的兩倍。”嚴金昌告訴本刊記者，“工資、每畝地一年500元的租金，再加上年終一定量的分紅，一年到頭少說也有兩萬多元收入，這可比種地劃算得多。糧食種得再好，一畝地一年的純收入也超不過500元。”這位30年前領頭實行分田到戶、自主生產的老農現在成了土地集中流轉、發展現代農業的積極倡導者。

　　村口門樓的對面，是小崗村另一個經土地流轉而興起的現代農業園——葡萄種植園。“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的兒子嚴德友是這里的主人。行間距整齊劃一、專人施肥、葡萄套袋噴藥，這個占地180多畝的葡萄園被管理得井井有條。他告訴本刊記者，“每畝葡萄的效益是種糧的10倍。通過土地租賃和串換，便于集中施肥、灌溉、除蟲和管理，還能獲得明顯的規模效益。”

　　從走訪中了解到，除了集體統一組織外，小崗村更多的承包地是農戶通過血緣關系、鄰里關系等多種方式自己實現流轉的。目前，全村1800畝耕地已有600余畝實現流轉，發展起糧食、葡萄規模種植及雙孢菇產業等，每畝土地收益上升了5倍、10倍，甚至20倍。

　　嚴德友說，這個趨勢還在擴大，只要堅持土地的最終承包權不變和群眾自愿原則，農民就擁護流轉。現在愿意轉讓土地的村民多，缺的是有實力又有能力的規模經營者。

　　當年大包干主要帶頭人之一嚴俊昌擔心，眼下大規模的土地流轉是在缺少制度安排和不規范的情況下形成的，一旦發生經濟糾紛，租賃戶和被租賃戶的利益都得不到保障。他認為，在新的起點上，需要盡快完善相應的制度。

　　專家點評——

　　當年“大包干”的積極推動者、安徽省農村問題專家陸子修：小崗村這輪以承包制為基礎的土地集并出租，是對家庭聯產責任制的發展和完善。土地集中經營有利于農業結構調整優化升級和發展產業化經營，有利于提高農產品的市場交易效率，降低農業市場成本。農民的自主流轉還解決了部分農民外出打工帶來的土地閑置、撂荒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小崗村再次成為一塊改革試驗田。”

　　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段應碧：有人問我，當前中西部農村是否應該加大土地流轉的力度，我只問一句話：是不是農民自己想干的？如果是，我舉雙手贊成。中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應允許不同探索。但有幾條原則：一是農民意愿。二是不能強行將農民完全擠出土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謝陽：鄉村兩級要盡快成立專門的土地流轉指導機構，對當前各地普遍實行的農戶之間、農戶與龍頭企業之間、農戶與農業業主之間的耕地轉包，進一步規范其合同關系和合同文本。在土地承包期內，農戶流轉土地價格建議按土地的實際收益情況，每三年上浮一次，讓農民能夠分享土地規模經營所帶來的收益。在堅持家庭聯包責任制的基礎上，應允許地方積極探索土地股權質押貸款、參股龍頭企業經營等多種模式，推進現代農業。

　　試驗二：合作社+資金互助，破解農村金融難題

　　2008年初，小崗村雙孢菇大棚已發展到160個，占地200余畝。但由于惡性競爭，成本明顯上升，市場風險加大。最早到小崗村創業的苗娟等一批大學生吸取教訓，決定聯合農戶成立小崗利民食用菌合作社。苗娟被推舉為監事長。

　　采訪中，她向本刊記者介紹說，一段時間，小崗村的雙孢茹銷售完全依靠安徽一家龍頭公司，2006年市場行情好時收益較大。但去年雙孢茹市場出現波動，龍頭公司便故意壓價、欠款。新成立合作社后，統一對外購料、銷售。目前生產成本下降20%，通過合作社對外談判，與省內外多家龍頭公司建立了銷售關系，大大降低了市場風險。

　　小崗利民食用菌合作社還在探討設立社員互助基金，由社員籌資，通過互相擔保，解決社員的階段性資金需求。同時，合作社準備通過資金互助等形式籌資發展蘑菇粗加工，以延長儲藏期，讓社員分享加工環節利潤。

　　除了食用菌合作社，小崗葡萄合作社也迅速成長起來。擁有180畝葡萄園的嚴德友任理事長，他說，葡萄合作社主要負責統一購買化肥、套袋等生產資料，舉辦小崗葡萄節，組織市場促銷等。這些服務降低了生產成本，保證了市場銷售。

　　這個合作社還吸收社員入股成立互助資金，為社員生產生活提供借款便利。社員需借用資金，利率比信用社低，10天8天的一般免息，一般借款1個月按6厘利，3個月按7厘，最高9厘。只要有社員擔保，借款手續極為方便，幾個理事一碰頭，一般當天就能拿到借款。

　　如今，八成以上的合作社員一畝地純收入在2000元以上，他們帶動全村發展起600畝葡萄種植園，占原小崗村土地面積的1/3。小崗葡萄節在滁州、合肥等地已經成功舉辦了五屆。

　　當然，農村金融匱乏仍然是小崗村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問題。鳳陽縣委書記馬占文對本刊記者介紹道，近年來，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紛紛以防范金融風險、深入改革為借口遠離農民，用于農業生產的貸款少之又少。農民的房產及承包的土地、林地、水塘都不能用于抵押，資金匱乏限制農民從溫飽邁向致富。

　　專家點評——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改革開放29年，我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規才實行。一年了，到現在還沒有配套辦法，沒有扶持機制。對此，我們有些認識誤區，要么全搞計劃經濟，要么又講完全自由市場經濟。

　　中國農民問題很復雜，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9億農民，也沒有哪個國家有如此復雜的“三農”問題。我們的政策應充分考慮國情。比如，簡單把農民合作組織當企業看待，是不妥的。政府在開始階段應對專業合作社有所支持，如財政補貼、金融支持、減免稅費等，否則農民為什么要參加合作社呢？不鼓勵農民創辦、參加專業合作社，又怎么發展現代農業呢？

　　陸子修：農民看到了成本和市場等單戶經營的多重風險，主動要求聯合經營，這種“內生型”的新型合作機制建立在土地承包制基礎之上，立足于發展現代農業，通過集中采購和銷售，降低生產經營成本；通過社員內部資金互助，緩解農民“貸款難”問題，是突破農村金融瓶頸行之有效的方法；通過合作社對外談判，提高農民主體地位，降低市場風險。“合作社＋資金互助”模式大有可為。

　　國家發改委中國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袁崇法：全面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和市場化水平，必須積極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社。眼下，亟待抓緊出臺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配套法規政策。一要減免登記注冊費用，降低農民成立專業合作社的門檻。二要清理針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各種不合理收費。三要借鑒日本和韓國發展農業合作社的成功經驗，抓緊制訂相應的減免稅優惠政策，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盡快發展壯大。四要明確政府在發展農業專業合作社中的定位，多搞扶持和服務，少搞不合理的行政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