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市，夾心層的住房問題變得更為迫切

　　記者：您如何界定住房夾心層，夾心層是否等同于中等收入階層？

　　顧云昌：我認為，所謂“夾心層”是一個相對概念，目前尚無清晰界定。一般可以認為，“夾心層”是沒有資格享受社會保障房，又買不起商品房，被夾在中間的群體。據我所知，在世界各國，中等收入以上家庭住房大多可以在市場通過租或買解決，最值得關注的應該是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因此，中低收入家庭是夾心層的主體。

　　記者：您如何看待目前住房夾心層所面臨的尷尬處境？

　　顧云昌：在我國，隨著房價的快速上漲，以及經濟適用房調整為面向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性住房，“夾心層”面臨的住房困難問題變得愈來愈突出。

　　首先，近幾年，面向中低收入群體供應的經濟適用房供應占住宅供應總量的比例是呈下降趨勢的。根據我們調查，在經濟適用房起步階段的2000—2001年，許多城市經濟適用房占住宅供應總量達20%以上。2003年以后，經濟適用房的供應比例明顯下降，大致在5%左右。經濟適用房供應比例的縮小無形中擴大了夾心層的范圍。

　　另外，各地城市房價上漲幅度不同，對不同階層帶來的影響不一。現在特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房價可能相差幾倍，但工資難有這么大的差別。由于近幾年一些大城市房價上漲過快，由此導致大城市的住房夾心層的比例要高于中小城市，因此，在大城市，夾心層的住房問題變得更為迫切。現在政府住房供應重點是通過廉租房、經濟適用房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問題，而夾心層，特別是其中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被暫時的遺忘了。

　　我們要實現十七大提出“住有所居”的目標，就不能忽視“夾心層”的問題。令人高興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經關注到這一問題，北京、廣州等地開始通過推行限價房等措施來解決夾心層的住房困難。這是一個好的開端。

　　限價房填補了商品房與經濟適用房之間的“縫隙”

　　記者：最近建設主管部門提出，將通過探索發展限價商品房等，幫助中等收入家庭解決住房困難。您如何看待目前的限價房？

　　顧云昌：限價房是去年開始興起的新事物，目前國務院并沒有出臺正式文件對此進行界定。有的稱為兩限房，有的叫限價房，說法不一。在我看來，限價房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于其商品屬性，即“政策性的商品房”。

　　從某種程度上說，限價房是對過去幾年推行的經濟適用房的一種替代。近年來，我們的經濟適用房政策是發生了變化和調整的。1998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提出，“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房”，“使經濟適用住房價格與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相適應”。2007年《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調整變化為開始指出，“經濟適用住房供應對象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由此，經濟適用房的供應對象發生了重要改變，由“中低收入家庭”轉變為“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

　　目前一些大城市推出的限價房，其功能與定位是為了實現與目前經濟適用房供應結構的銜接，一定程度上填補商品房與經濟適用房之間的供應“縫隙”。

　　限價房不應兩限，應該多限

　　記者：廣州、北京等大城市均出臺了限價房政策，但是各地在限價房的定價、購買群體等方面要求不一。為何會造成這種差異性，如何有效發揮限價房的作用？

　　顧云昌：各地限價房的限定條件是由各地根據當地住房供求狀況與購買人收入等各種因素決定的。

　　另外，限定條件的制定不僅由需求決定，還與供應能力有關。這種供應能力包括政府的財力與可供應土地的能力。北京近幾年的土地供應十分緊張，其供應彈性很小。因此，限價房限制條件的設定需要綜合考慮各城市的購買需求與供應能力，在二者間尋求一種平衡。

　　當然，目前各地限價房供應比例是否合適，設置條件是否合理，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調整和完善。我更關注的是，限價房應該吸取過去經濟適用房的經驗教訓，進行嚴格的定位，極力避免高收入群體擠占了夾心層的利益。

　　限價房不應只是限面積、限售價的“兩限”，應該多限，比如限供應對象，限上市交易等，把限價房規范好，作用真正發揮好。可喜的是北京、廣州等城市已在這方面邁出了可喜的步伐。

　　此外，不能因為是限價房就降低居住標準和樓盤品質。相應的配套工程設施及綠化、交通等一定要跟上。

　　改變“一步到位”的理念，逐步實現住房夢

　　記者：對于身處大城市住房夾心層的年輕人來說，住房成為他們心中揮不去的困惑。對于他們，您有何建議？

　　顧云昌：首先我想說，現在不少人在認識上存在一個誤區，經常把“樓市冷熱調控問題”與“住房制度安排問題”相混淆，而這是兩個彼此相關但又相互獨立的問題。事實上，房地產市場調控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我國的住房制度改革和新體制的建立僅走過10年，目前還處于不斷創新和完善的過程，可能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相信我們一定會變得更加成熟和規范，在逐步把握發展規律基礎上，既要一次又一次地把樓市冷熱、房價的穩定調控好，又要不斷完善住房制度，實現住房供應結構的“無縫對接”，實現“人人享有適當住房”的目標。

　　縱觀全球，無論在哪個國家，大城市房價都是不便宜的。在日本韓國，首都的房價要比中小城市高得多，也比北京的高；在美國，亞特蘭大的一棟別墅只要30萬美元，而在紐約曼哈頓，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則要70萬—80萬美元。所以，年輕人要充分認識大城市高房價的現實，要綜合考慮自身各種因素與承受能力選擇居住模式和住房類型，改變“一步到位”的住房追求，采取盡力而為、逐步改變的途徑，比如通過“租房—購買小面積住房—購買大面積住房”的方式，逐步實現住房夢。本報記者　羅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