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情況舉行新聞發布會，建設部副部長齊驥在會上指出，普通市民可以通過租賃房屋來解決暫時的住房問題。

　　然而，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本市(天津市)房屋租賃市場目前仍以解決外來人口暫時居住問題為主要方向。部分購房困難的本市居民如果想通過租房來解決住房問題，在實際操作上面臨著很多問題。

　　天津人為何“重買輕租”

　　8月30日，建設部副部長齊驥在回答香港《大公報》記者提問時指出，普通市民可以通過租賃房屋來解決暫時的住房問題。

　　齊驥表示：“現在大家一提住房，就說我買不起房，沒人說我租不起房。關注住房問題的同志們都知道，在全世界各個國家，沒有一個國家解決居民住房問題是靠自己擁有產權這一種方式。”齊驥說，普通市民通過租賃房屋來解決暫時的住房問題，應該是一個可取的方法。”

　　然而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現實生活中，租房生活被視為“居無定所”，大部分市民表示不愿接受。

　　市民吳先生說：“我也知道讓父母拿出一生積蓄替我買婚房很不合適，但如果我租房結婚，不僅岳父岳母不會答應，父母臉上也不好看，親戚朋友還會笑我沒本事。”

　　如果說準新人為了面子不得不買房，那些已婚的“無房族”是否可以接受租房呢？“一想到孩子，租房就顯得特別不現實了。現在小孩上學都劃片兒，沒聽說租一間學區房也能讓孩子就近劃片兒入學吧？”馮女士從子女入學的角度否定了租房的可能。

　　除了面子、戶籍兩方面的考慮，市民的租房決策也受到了傳統財富觀的沖擊。“租的房子永遠不是自己的，買房子就不一樣，50年也好，70年也好，名字是自己的，住著踏實。”60歲的劉先生這樣告訴記者。采訪中，大部分市民表示，買房將是他們人生中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一項投資。

　　房主挑房客拒租三種人

　　一方面天津人一時難以改變“重買輕租”的思想，另一方面，本市房屋租賃市場“盡量不租給拆遷戶，原則上不租給本地人，堅決不租給60歲以上老年人”的“潛規則”，也將眾多“無房族”拒之門外。

　　為什么偏偏對這三種人“拒租”呢？在王頂堤居住區做房東的邵大姐向記者道破了“天機”：“租房子一般都租給學生和外地打工人員，因為這些人對房屋要求不高，有簡單家具、家電就可以。簡單家具、家電很容易搞，就是拿一些自己家不用的舊東西，家里沒有就去二手市場買一些，花不了幾個錢，但可以打著‘生活設施齊備’的旗號，相對提高租金。拆遷戶就不同了，他們大多是本地居民，一旦搬家就要帶著大量家具。這些人不需要我們提供任何生活用品，只要空房即可，如此一來就會損失不少租金。另外，拆遷戶一般都要租住兩年甚至更長時間，在這期間，我們要想依據市場變化提升房租，通常會很麻煩。如果租住期間發生矛盾想讓房客離開，由于拆遷戶家具特別多，找新房、搬家等等都是麻煩事兒。”邵大姐告訴記者，目前大部分拆遷戶租到的房子都是通過親戚、朋友關系找到的，直接通過中介機構找到空房的幾率很小。

　　對于拒絕本地房客，邵大姐解釋道：“租房的本地房客跟拆遷戶不同，他們通常是一些下崗人員、無業人員，可能長期不買房子。一方面，這些人同樣存在帶著家具入住的問題，搬進搬出不方便；另一方面，一旦他們經濟上發生狀況交不上房租，因為是本市人，也不好將他們硬趕出去。還有少數本地房客甚至‘反客為主’，對租住的房屋私拆亂改，令房東十分頭疼。出于以上幾點原因，本地房客我們原則上不租，租的話也都約好時間，一次簽約不會超過半年。”

　　“之所以不租60歲以上老年人，特別是單獨居住的老年人，是因為老年人健康難以保障，一旦在出租屋里發生什么意外，我們弄不好要擔責任。”邵大姐告訴記者，對于這一條，大部分房東都已經達成共識。

　　專家觀點

　　需要政府進行相關配套改革

　　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房地產與住宅研究會法學委員會委員劉玉錄教授認為，通過租賃房屋來解決暫時的住房問題是解決城市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問題的一條必要通道，但是想開通這條通道，不僅房東和房客要轉變思想，更需要政府為此進行相關配套改革。

　　劉教授認為，上述提到的房屋租賃市場“潛規則”，根源在于房屋租賃市場的供需不平衡，市場可供出租房源少，市民租賃需求大，因此才會出現房主挑房客的現象。

　　“我們目前的市民收入水平也與房租水平相差甚遠。在國外，一個家庭供樓、租房的月支出不能超過家庭月收入總額的30%，一般都在25%左右。按照這個比例，一個月收入2000元的家庭，月租金應該在500元左右。但我們看看，500元能租到什么樣的房子呢？比如河西區南樓附近的偏單，一般出租價格都在1500元至2000元，如果想居住在這樣的地方，就需要月收入6000元至8000元。很顯然，我們的工資收入水平相對于房租水平是落后了。”

　　“此外，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租房居住會影響孩子的上學問題。所以說，解決租房問題不僅僅是錢的問題，還需要政府一系列相關配套改革。”劉教授認為，建設部對于“租房”的提法相當好，但如何跟進，需要在政策上進行更多調整。

　　劉教授介紹，國外有很多經驗可以供我們借鑒學習。“比如一些國家將‘住宅反歧視政策’寫進法律，只要是18歲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人，房東就不能拒絕租房。如果我們也有相關法律，上面提到三種人不出租的‘潛規則’就違法了。另外，很多西方國家的政府規定，凡是將私有住宅出租給低收入者的，政府將提供貼息補助、減免部分稅收等優惠。由于有了政府的支持，更多的有房者愿意將房租出去，從而幫助政府解決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