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發改委人士表示，農民以土地入股公司是有一定的法律風險的，如果公司經營不善走入困境，是否要執行土地承包權，該怎么執行，對農民會產生多大的風險，這些問題都要慎重研究

　　繼重慶允許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公司之后，另一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都，也開始進行農民土地入股的新探索。

　　但有關人士表示，土地入股試點,勿以農民利益為籌碼。

　　政策支持

　　9月20日，“國際(成都)山水怡養美地”項目奠基儀式在成都郊區的彭州市桂花鎮沂水村隆重舉行。對于這里的1104位村民來說，這個項目的意義非同尋常，因為多數村民已經和項目的開發方簽訂了土地承包經營權或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協議，待項目建成后，將以上述權利入股從而變成股東享受分紅。

　　專責該項目開發的成都山水怡養投資管理公司王永兵經理向記者表示，他們是成都在探索集體土地資本化過程中第一個“吃螃蟹”的公司。

　　據介紹，成都山水怡養投資管理公司計劃投資12億人民幣，在桂花鎮建設一個休閑養老中心，該中心占地4000畝，建設面積8萬平方米，可容納老人2000人，解決剩余勞動力500人。

　　沂水村隸屬的彭州市是成都郊區的縣級市。據當地媒體報道，成都市委、市政府日前出臺《關于深化城鄉統籌開拓現代農業新局面的意見(試行)》，明確提出農村集體土地資本化，鼓勵農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組建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

　　項目分三步走

　　根據王永兵介紹，這個在農民土地入股方面首“吃螃蟹”的項目具體運營包括三個步驟：

　　第一，成都山水怡養投資管理公司與全村每家每戶簽訂“同意土地流轉”的框架性協議，但此時農民還沒有真正入股；

　　第二，由成都山水怡養投資管理公司開發建設“國際(成都)山水怡養美地”項目，主要為成都市范圍內的中老年人提供居住、休閑、醫療、配餐等養老服務。項目建成后，注冊為一個獨立的項目公司，此時，簽協議的村民以土地承包經營權或者宅基地使用權入股，通過評估定價后，正式成為公司的股東，享受分紅。

　　根據預算，項目第一期將投入4億元，建設面積8萬平方米，可容納老人2000人。

　　第三，采用同樣模式，繼續開發其他項目生態農業、農業生產方面的項目。

　　“事實上，由于第二階段的項目位置主要集中在村落，所以農民更多是用宅基地使用權入股，涉及到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僅是少數，但由于后期的農業相關項目，就會更多要以承包權入股了。”王永兵說。

　　土地流轉仍需謹慎

　　彭州市發改局一位負責人對記者說，我國農業基本是小農生產，如果不允許土地合理流轉，就無法實現規模效益。但是，畢竟現在土地對于農民來說是一種社會保障，土地流轉雖然可以積極探索，但必須謹慎對待。

　　成都市發改委一位工作人員也對記者表達了某種程度的擔心：“我個人認為，農民土地入股公司是有一定的法律風險的，因為如果公司經營不善，走入困境，是否要執行土地承包權，該怎么執行，對農民會產生多大的風險，這些問題都要慎重研究，根據實踐情況來決定，不斷探索來完善。”

　　然而，王永兵顯得對此很有信心。“根據最初簽訂的框架協議，我們公司要負責保底分紅的，不管今后的項目有沒有盈利。原來農民的土地承包權等相關權利在法律上的存續期是多長時間，就可以做多長時間股東。”

　　他同時認為，事實上，不僅農民不用擔心，連他們公司本身也沒有太多顧慮。“我們聘請了專門的法律顧問，研究了各種規定和文件，認為做這件事情并沒有法律障礙了，而且8月21日成都市國土局出臺了專門有關土地流轉的文件，所以更有政策保障。”

　　記者觀察

　　土地入股試點，勿以農民利益為籌碼

　　繼重慶工商局率先發文允許農民以土地入股之后，成都也再次出現類似的探索。

　　有專家向記者表達了對“土地入股”的疑慮。據統計，在不主張急于試點土地入股公司的觀點中，大致歸于三類：

　　首先，大家都不懷疑當地主管部門造福農民的良好動機，但也非常擔心。因為，土地是農民最后的底線，一旦以土地入股的公司宣布破產，就意味著農民土地本錢“輸光”，農民“輸”得起嗎？

　　其次，目前土地流轉的試點，都用于建設農業項目，但一旦試點范圍擴大，也許會擴大到非農業項目，那么會使本已稀缺的土地資源再度減少，國家反復強調的18億畝耕地紅線是否能守住？

　　第三，土地流動帶來的農民轉行或勞動力轉移問題，當整家整戶、多家多戶的大批農業人口脫離土地的時候，在目前城鎮就業、居住等民生矛盾突出的情況下，能否承受大批農業人口的“加快轉移”？

　　但記者采訪的學者中，也有人主張，包括土地入股公司在內土地流轉，事實上近些年來全國許多地方搞過小范圍的試點，在有些地方有強烈的需要，而且目前的操作部門，基本是本領域的專業機關，具有一定的業務水準可以把握試點的方向。

　　該怎樣平衡這些觀點？北京一位憲法與行政法方面的知名學者表示，其實目前的很多爭議可能和目前相關文件的法律層次有關。

　　該學者認為，6月份下發的《關于批準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通知》，雖然經過國務院批準，但是文件的發文機關卻是國家發改委，效力層次低于法律，而重慶工商局之類的機關出臺的落實配套文件在法律效力方面也缺乏足夠的權威性。

　　“進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本身是項非常復雜的事業，在落實過程中肯定需要不斷的實驗。其實可以考慮一下，是否能夠借鑒改革開放初期對經濟特區的做法，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其進行授權，對于包括土地入股等重大問題的允許先行實驗。而對于成都和重慶來說，一些重大措施也應該由本級政府出臺文件，因為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政府是擁有行政立法權的。”(何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