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輿論和上百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推動下，二次房改有了實質性進展。兩位代表議案的核心內容都是，確立住房是準公共產品，由政府主導提供房屋住房服務，供應對象是占城鎮人口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根本目的是解決夾心階層的住房問題。概括起來，就是“三種住房制度，三類供地方式，三支隊伍參與”(三三制)。

　　這一提法又是一次大的轉向，計劃經濟時代，住房是國家分配，是完全的公共產品，隨著市場經濟的浪潮，住房變身為商品。然而這幢商品的大廈成為摩天嶺的時候，卻讓人迷失了雙眼，再也看不清腳下的大地。房子到底是什么？是財富和泡沫的冷冰冰的符號還是孕育著幸福和理想的家園？

　　如果只是一個沒有情感的商品，或者是個炫富的標志，那么我們的代表和委員不必要為之傷透腦筋，如果還認為，房子是幸福指數里面的一個重要標的，那么就有必要重新給房子定位并命名。因此，從商品再回歸到“準公共產品”，從某種意義上說，就等于重新賦予住房以人性化的寓意。

　　第一次房改，將住房的屬性順時針旋轉了一次，住房成了商品，如果施行第二次房改，需要將它再次順時針旋轉一次，這不是一次簡單的復原，因為住房及其附加在其上的房價問題，已經是民意焦慮的焦點，第二次的旋轉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智慧。

　　“三三制”的目標就是要回歸公共產品，回歸公益。而政府的首要職責就是保衛公共利益。雖然市場機制在準公共產品中依然發揮很大作用，例如新加坡和日本公房可以由國營公益機構運營，英國和德國可以由協會、互助組織運營，美國卻可由民營公司運營。但歸根結底，政府依然是制度實施的主導者，包括家庭準入、退出標準、租金標準等完全在政府手中。

　　二次房改不是簡單的重復順時針的動作，準公共產品也不能是再次“試錯”，這需要地方政府新智慧和勇于糾錯的勇氣。有錯必糾才能真正歸位。付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