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蟻族”一詞被創造并流傳開來之后，這一城市特殊人群的生活、工作狀況，就成為社會輿論熱切關注的話題。京郊最大的“蟻族”聚居地海淀區唐家嶺村，更成為各家媒體紛紛到訪的熱鬧所在。這個“原住”居民不過3000，卻集聚了不下5萬名外地戶籍大學畢業生的村莊，已經成為一個濃縮的樣本，集中呈現著“蟻族”們困窘的現實和不屈的希望。

　　正在召開的北京市“兩會”上，代表、委員們對唐家嶺的現狀和居住其間的“蟻族”們的境遇，予以熱切的關注，并建議為這些外地留京大學畢業生配建公租房。北京市政府相關部門負責人就此透露稱，為代表、委員所關心的事項，已經納入今年的城鄉接合部規劃改造總體布局，唐家嶺村則將成為第一個試點。

　　對于“蟻族”們而言，這無疑是令人欣喜的好消息。按照市政府相關負責人透露的規劃，在改造后的唐家嶺村，將集中建設大學生廉租公寓，并主要面向目前聚集在唐家嶺的外地戶籍大學畢業生。建成后的廉租公寓，其產權和收益歸農民和村集體所有，政府則會居中建立限價機制，保證農民和租房大學生的雙重利益。如果這一規劃能夠實現，有幸入住廉租公寓的留京大學生，雖然仍舊難改“蟻族”的勞碌和奔波，但至少能夠享有相對安全、干凈、舒適的住處，顯然有利于他們安心留在北京奮斗打拼。

　　如果將目光放遠，北京市政府的這一試點，其意義并不限于為“蟻族”改善居住條件。北京市政府相關負責人透露，唐家嶺試點與目前各地正在推進的廉租房制度的最大不同，在于建成后的廉租公寓，其產權和收益均不歸政府所有，而是歸拆遷農民和村集體所有。而實現這一產權、收益的具體安排，可能有幾種不同的方式，或則將統一建設的廉租公寓分配到戶，由被拆遷農戶自主出租經營，或則統一建設、統一經營，被拆遷農戶則以股東身份參與分紅。而不管哪種方式，由廉租公寓出租而產生的土地增值收益，都可以由土地所有人，即原唐家嶺村的村民共享。

　　這一做法的重要意義，一是可以改變政府低價征收農民土地，然后高價倒賣的“土地財政”弊端，使農民可以分享城市化進程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二則可以改變廉租房單靠政府一家提供的單一渠道，廣開房源，緩解廉租房供不應求的矛盾；其三，目前的“蟻族”仍然是一個含義相對狹窄的詞匯，特指畢業后留城就業打拼的大學生，但在城市打拼奮斗、急需住房的外來打工者，顯然并不僅限于大學畢業生。這些廣義的“蟻族”，同樣為城市建設做出巨大的貢獻，他們在城市中的居住難題，也應該納入城市未來的規劃之中。如果唐家嶺試點能夠獲得成功，則完全有理由也有可能，惠及更多的外來務工人員，幫助他們在城市里落地生根。

　　可以設想，由于是第一個謹慎的試點，未來的唐家嶺廉租公寓，一定會對租住者的身份進行嚴格的限制和甄別。但在這一試點逐步推廣普及之后，對租住者的身份限制必然面臨合法性和可行性的雙重挑戰。“外地留京大學畢業生公租房”幾乎必然地逐步演變為一般意義上的“外地來京人員公租房”。在合理開發、有序管理的前提下，這樣的轉變既可滿足更多外來務工者落地生根的需求，又可為城市發展提供穩定的人才資源。只要不把對“人才”的定義，狹隘局限于大學畢業生、白領，在城鄉接合地區出現更多“外地來京人員公租房”，就是一種值得肯定的“雙贏”。

　　而這一試點的敏感之處在于，它已經觸及現行土地政策的邊緣。農村宅基地如何“入市”——進入“城市”和“市場”，一直是農民和市民都普遍關心的問題。各地遍地開花的“小產權房”，卻遲遲不能獲得合法地位，可見中央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慎之又慎。而唐家嶺模式得到政策默許的前提，在于嚴格遵從政府限價和特定租戶，使其處于一只腳踏進城市和市場的“準入市”狀態。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唐家嶺模式能夠在不違反現有土地政策的前提下，探索出一條利用城鄉接合部的農村土地，滿足更多城市低收入群體住房需求的途徑，或許反而是這一試點的更大成功。(張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