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推進城鎮化置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優化經濟結構的重要地位，并做出了放寬中小城市戶籍的制度安排。這一決策必將大大推進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但也必須看到，城鎮化的過程是大批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并定居于城鎮的過程。因此，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不僅要解決好進城農民的就業問題，還應當為他們在城市定居創造條件，改變目前農民工“客居他鄉”的居住定式。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市民人均住房面積已由1978年的6.7平方米，上升到目前的28平方米，是1978年的4倍多。但這期間，城市農民工的住房條件卻幾乎沒有什么改善，人均住房面積仍在改革開放初期的4平方米左右，居住條件更是無法與市民相比，設施不完備、居住環境差、缺少安全感的工棚、單身宿舍和合租房依舊是進城農民工的居所。這不僅因為農民工被排斥于現行城市住房體制之外，也與他們缺乏對城市歸屬感的“候鳥情結”，以及自認為是城市過客而表現出來的住房選擇和行為有關。

　　與討薪相比，農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權遠未得到社會的認可和重視，甚至成了“被遺忘的角落”。任何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都不能容忍社會資源在各成員之間的分配差距無限擴大，尤其是與民生相關的基本生存條件的差距的無限擴大。因為這種差距的擴大，勢必帶來社會成員之間的裂痕，造成社會張力的增大，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盡管目前農民工的權利意識還主要集中在他們應該得到的那份勞動報酬上，但是隨著農民工隊伍的不斷擴大，特別是進城農民工由以往單身為主向以家庭為主的居住方式的改變，他們對于住房的關切度必然與日俱增。因為在國人的觀念當中，家庭與住房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對那些懷著“城市夢”進城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同樣也懷有城市的“住房夢”。

　　所以，社會不僅應當關注，而且也應當逐步創造條件去滿足農民工群體這種與日俱增的追求和夢想，改變那種古老而又越來越不合時宜的“客居他鄉”的居住定式。這種改變所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農民工及其家庭的變化，更是整個社會結構的變革和國家面貌的去舊鼎新，必將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與許多國家在經歷了20至30年的發展即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同，目前的中國在經歷了30年的改革和發展后，仍未完成這兩項任務，這是由特殊的國情所決定的。但是，在今后的20至30年時間里，中國必須走完工業化和城鎮化這兩個過程，才能在本世紀中葉躋身于現代化國家行列。而工業化是建立在產業工人隊伍發展壯大的基礎上的，沒有一個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實現工業化。

　　然而，改革開放30年留下的缺憾，不僅是我們尚未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這兩項任務，更有出現產業工人這一社會階層的斷層。仔細觀察可以發現，現在的城市市民已經很少還有在企業生產一線崗位上從事勞動的，這些崗位已經基本被農民工替代。正因為如此，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億萬農民工成為產業工人重要組成部分”。

　　但也應當看到，這些流動于城鄉之間的農民工，無論與傳統意義上還是現代意義上的產業工人相比，都還有一定距離。特別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農民工返鄉現象的出現，更讓我們進一步看到，如果農民工進城依舊停留在目前這種“候鳥型”的城鄉流動和“客居他鄉”的居住定式上，中國的工業化也就難有一支穩定和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

　　將農民工打造成一支穩定和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不僅是工業化的需要，也是改變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需要。只有減少在農村務農的農民才能讓留在農村的農民富裕起來，而減少農民的出路又必須讓部分農民進城務工，進而實現農民工身份的市民化。

　　改革開放30年中，農民工為中國的工業化做出了重大貢獻，但由于二元結構體制的束縛卻未能同步實現農民工身份的市民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正是這一缺憾的存在，也使得我國經濟轉型呈現出城鎮化與工業化不同步的特點，與國際上結構轉換的標準模式明顯不同，并形成了影響中國社會公平和經濟持續增長的深層障礙。

　　近年來城市房價的不斷攀升，不僅進一步窒息了農民工的城市“住房夢”，使他們無法擺脫“客居他鄉”的居住定式，同時也只能因循從“進城打工”到“落葉歸根”生活定式。如果這種趨向不能得以扭轉，那將大大延緩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可以說，現在我們加快城鎮化和農民工身份市民化的步伐，已經是帶有“補課”性質，但也只有盡快補上這一“課”，解決好農民工市民化的住房、教育、醫療、社保等問題，才能為中國今后的發展鋪平道路。

　　張道航�熥髡邽橹泄泊筮B市委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