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租賃房的供應對象，主要是既買不起經濟適用房，又不夠廉租房條件的人群，即俗稱的‘夾心層’。如剛畢業的大學生、大部分在城市里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等低收入階層。這些人的住房問題，在以前的住房保障體系里屬于空白，同時還受限于有地方福利因素的戶籍制度。”全國人大代表常德傳表示，“通過公共租賃房的開放政策并淡化戶籍因素，可讓這些‘夾心層’居者有其屋。”

　　常德傳是青島港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總裁。在今年的兩會上，常德傳將提交7個議案，但他最關心的還是政府如何開放公共租賃房，讓“夾心層”居者有其屋的問題——因為在青島港的9500多名農民工中，有3700多人是新生代農民工，占總數的38.9%；再加上每年分來的幾百名大學生，這些人的住房問題一直讓常德傳牽掛。

　　常德傳說，近年來，高速行進的“房價列車”，已經將絕大多數普通人“丟”進了買不起房者的行列。盡管我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等房地產宏觀調控措施，但仍然沒有對房價上漲起到實質性抑制作用。隨著有限的土地資源不斷被消耗，供應趨緊，進城從業者不斷增多，采取有力措施使普通老百姓、困難群眾“居者有其屋”應是當務之急。

　　常德傳認為，自從1998年我國房改啟動以來，福利分房的舊體制被迅速打破，但“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的最初房改思路，在房價的不斷飆升中走了樣。盡管在實際發展中并無“重市場輕保障”之意，但房改十多年，卻形成了“市場甩掉保障遠遠跑在前頭”的格局，房價和住房問題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

　　目前，我國已形成包括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和公共租賃房在內的保障性住房體系，以保障低收入階層和“夾心層”的居住權。但是，是否能夠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前提不在于收入，而在于本地戶口，這等于將相當一部分剛畢業的大學生和新生代農民工排除在保障房體系之外。而這些人的住房問題，是衡量民生工程普及程度的重要標尺。

　　就公共租賃房而言，它是解決新就業職工等“夾心層”群體住房困難問題的產品之一。公共租賃房并非歸個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公共機構所有，用低于市場價或者承租者能承受的價格，向包括大學應屆畢業生和一些從外地到大城市工作的群體在內的新就業職工出租。

　　公共租賃房在新加坡、香港等地已成為住房保障制度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從我國的情況看，公共租賃房非但不搶手，反而屢遭冷遇。

　　對此，常德傳分析，造成這一難堪局面的原因并非“夾心層”不需要公共租賃房，而是公共租賃房的租金偏高，沒有明顯的政策優勢；同時，這些公共租賃房的地段偏遠，交通不便，出行費用基本抵消了政策上的價格優勢。

　　“外來人口已經成為各大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將他們納入保障性住房的范疇，讓其享受市民應該享有的待遇，這無論在制度突破還是戶籍改革層面，都具有善政的意義。”常德傳說。

　　以北京為例，2009年北京市開工建設的公共租賃房面積不過50萬平方米，但北京的流動人口在500萬左右，每年畢業的外地大學生數量居高不下，可謂“僧多粥少”。如果公共租賃房可以配合廉租房解決外來常住人口的居住問題，剛畢業的大學生和低收入者將不會急于購房，以“剛性需求”為由抬高房價就不再理直氣壯，房價的回落會成為必然。

　　常德傳建議，有關部門首先應從土地的管理、分類、定價做起，把市場上商品房與低價房(包括廉租房)的用地嚴格區分開來，同等條件下可考慮有若干倍的價格之差。要通過立法規范低價房的用地，決不允許蓋商品房，低價房用地不進入市場，決不允許轉讓。

　　常德傳建議，要遵循“保本微利”原則，結合家庭負擔能力，并按照同類地段類似房屋市場租金的一定比例下調，以此確定公共租賃住房的租金標準。

　　在公共租賃房的建設地段選擇上，常德傳表示，應適當考慮交通因素，避免公共租賃房政策遭遇部分城市已經發生的“空轉”尷尬。他建議政府制定公共租賃房政策，讓那些擁有固定工作、持完稅證明及社保記錄兩年以上、無固定居所的外來人口可以享受公共租賃住房。

　　本報北京3月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