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近期調控政策一覽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政治圖景下的高房價

　　　　房價調控儼然已成政治問題，關乎社會和諧與穩定。中央引入問責制，后續效果有待觀察

　　“房產市場現在很不明朗，建議多關注出臺的新政策，注意規避風險。”4月18日，北京清河橡樹灣中原地產的業務員郭曉英向客戶頻發短信息。

　　繼4月1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提出用差別化的信貸、稅收和土地政策為高燒不退的房地產市場降溫的新“國四條”之后，4月17日，國辦又發布了《國務院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即10號文件)。文件指出，堅決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實行更為嚴格的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強調要嚴格限制各種名目的炒房和投機性購房。

　　對此，房地產開發商潘石屹認為，“10號文件”的特點是精準打擊，針對住宅市場重點打擊已經出現高房價的區域，而不是對房地產市場的全面打擊，它的核心在于抑制炒房和投機的不合理住房需求，增加住房有效供給。潘石屹預測，“10號文件”的出臺，對北京、上海這樣一線城市的住房價格以及未來土地市場中的土地價格可能影響更大。

　　受“10號文件”影響，地產板塊4月19日遭受重挫，整體下跌8%，共有25只個股跌停，龍頭萬科下跌超過8%，創一年以來新低。由于規定二套房貸首付不得低于50%，高房價地區第三套房可停貸，嚴格實行購房實名制等措施的出臺，京滬深出現了炒房客大量拋盤現象。開發商出于對后市的擔憂，紛紛將樓盤上市時間提前。一些領漲的樓盤出現大幅降溫，成交聚減。

　　上升為政治問題

　　自去年以來，中央陸續出臺關于房地產調控的政策，而此次頒布的“10號文件”開頭即強調，住房問題既是經濟問題，更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民生問題。

　　中國房地產及住宅研究會副會長顧云昌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認為，這是民怨所致，“‘10號文件’將遏制房價與維護社會穩定等量齊觀，這是中央對高房價危害性最為嚴厲的評價”。

　　實際上，自去年12月1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增加供給、抑制投機、加強監管、推進保障房建設等四大舉措后，高房價已引起中央高度關注。

　　兩會前夕，溫家寶在回答網友提問時說，“我也知道所謂‘蝸居’的滋味，我有決心⋯⋯使房價能夠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價位。”

　　3月2日，全國政協委員何永智、張禮慧、嚴琦走訪了北京海淀唐家嶺的“蟻族”，了解他們的生活后，委員們掩面流淚，將“蟻族”話題延燒至全國“兩會”。

　　在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再次強調，“要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勢頭”。

　　3月5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部長姜偉新在談未來房價是否能穩定時表示，“總理都說了，不穩定怎么行，肯定行！不行也得行！”

　　此言一出，引起輿論極大關注，甚至有媒體把姜偉新的話作為頭版標題刊出。

　　更值得關注的是，4月初，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央電視臺等國家級媒體系統性解讀房地產深層矛盾，被視為房地產調控造勢。

　　4月14日上午，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3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11.7%，其中，海口、三亞新建商品住宅與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均大幅上漲，與去年同月相比漲幅都在40%以上。這是中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第10個月同比上漲，且漲幅呈逐月擴大之勢。

　　當日下午，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指出，部分城市住房價格過快上漲的問題比較突出，要堅決遏制。

　　三天后，4月17日，國務院推出“10號文件”。其中，關于“蟻族”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放在突出位置。要求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會同有關部門抓緊制定2010～2012年保障性住房建設規劃，并在2010年7月底前向全社會公布。

　　顧云昌認為，保障房當中分兩層，一方面是低收入家庭的保障房，另一方面是“夾心層”的保障房，包括公共租賃房和限價房。“我們的供應體系應該全覆蓋，不同收入家庭有不同的供應房，中低端收入人群(夾心層)沒有相應的供應房，應該引起注意。計劃經濟時代，住房問題國家包辦，現在情況則完全不同。”

　　　問責不能走形式

　　“10號文件”第二條指出，建立考核問責機制，實行省級人民政府負總責、城市人民政府抓落實的工作責任制。

　　房地產調控問責機制在以前的文件中也曾出現過，但是問責力度并不顯現。

　　“之前‘國十一條’中也曾提過問責機制，但放在了最后一條，而這次放在第二條，可見中央的決心。”顧云昌認為，讓監察部介入房地產調控意味著，維護房價穩定已經被納入黨紀國法的考核體系，堵死了地方官員在遏制高房價上的僥幸退路。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凱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中國房地產可以說是在綁架中國的經濟和政府，做得有些過了。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很重要，不能過多地與地產商結合。”

　　2008年下半年，地方各級政府、銀行大打“民生地產”口號，致使大量資金進入房地產行業，大量的優惠信貸(利率)、稅收和首付政策向投資客傾斜，結果導致新一輪的住房價格瘋長，而保障性住房建設嚴重拖延和滯后，導致 “剛性”需求的弱勢群體付出沉重代價。

　　“兩會”剛結束不久，北京頻現“地王”現象，引起輿論強烈批評。令人費解的是，中央如此關注房價問題，為什么還“地王”頻現呢？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長尹中立以“狼來了”來做比喻，“從2004年以來，每一年政府調控后，房價卻在不停地上漲，一而再再而三說狼來了，結果狼并沒有來，老百姓就不再相信了”。

　　尹中立認為，這頗能反映出市場心態，“中央權威因為前幾年房地產的政策調控而喪失了，這是一個非常大、非常嚴重的問題”。

　　2010年1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頒布《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一文關于“落實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責任”中指出：進一步健全和落實穩定房地產市場、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問題由省級人民政府負總責，市、縣人民政府抓落實的工作責任制。

　　而這次則增加了政府問責，強調和明確各級政府對房地產行業的責任，建立考核問責機制。對穩定房價、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工作不力，影響社會發展和穩定的，要追究責任。

　　顧云昌建議，問責機制不能流于形式，應進一步細化，重點指向那些房價猛漲且保障住房建設嚴重滯后的地方領導，情節嚴重者要摘去其烏紗帽。“省長規定市長，你必須保證樓市健康發展，怎么健康你自己想辦法，中央只負責監管。”

　　汪玉凱認為，應將房價調控納入地方官員政績考核當中，就像排污等問題一樣，讓問責更加具體，有更明確的目標，有更大的操作性。

　　“什么樣的情況需要問責，怎么樣問責，是撤職還是行政處分，都要具體。” 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說。

　　房地產問題專家、社科院工業研究所研究員曹建海也不樂觀，“問責制還存在很多漏洞有可能執行不了，民怨可能還要繼續”。(記者/王全寶 文/劉長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