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8年中國實行房地產改革并取消福利分房以來，房價似乎就沒有降過，特別是近幾年來，國內大多數城市的房價都脫離了普通百姓的實際支付能力，高高在上的房價讓眾多的普通百姓叫苦不迭。

　　然而，近幾年的國家房地產市場調控措施，似乎陷入一個怪圈：“房價越調越高”。有時甚至出現中央一邊在打壓高房價，地方政府一邊卻在以種種理由和措施來“托市”，中央政府和地方地府在房地產市場調控方面陷入了博弈。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有政府官員私下表示，去年當地的財政收入有80%都是靠房地產行業貢獻的。如果房價下跌，開發商的房子就不好賣了，房地產市場又有一個“買漲不買跌”的心理，銷量下滑，開發商拿地的激情自然會減退，政府手里的土地就不好賣了。

　　因此，如果房地產業萎縮，政府的財政收入無疑將大受影響。

　　“一些所謂的高科技企業和第三產業納稅額其實很可憐，不能指望他們。如果房地產不行，光指望其他產業得來的稅收，恐怕我們連公務員、教師的工資都發不出去了。”

　　地方政府嚴重依賴賣地養活本級財政，而開發商的暴利也成為此次兩會眾矢之的。過度暴利被認為導致房地產業陷入“調控—觀望—反彈”的怪圈，代表、委員尖銳地批評道：“這種怪圈每經歷一次循環往復，房價都會攀升到一個新的高點。”

　　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合眾人壽董事長戴皓表示，應從改變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入手解決房價居高不下的問題。他認為，高地價、高房價究其根本原因是目前土地招拍掛、價高者得的出讓形式造成的。

　　“房地產開發的總費用支出一半多，通過房地產相關的稅費和土地出讓金流向政府。除去征地、拆遷、補償、稅費等成本，土地出讓的凈收益一般在40%以上，土地出讓金在一些較高地區能占到地方財政收入的50%以上。”戴皓說，穩定房價首先應從穩定地價入手，主要是改革現有土地招拍掛制度，改變“價高者獲得土地”模式，應綜合考慮土地競標者的投標方案，可采取多種形式實施土地出讓，比如政府劃撥式、最高限價式、合作開發式等，尤其應把環保、民生等綜合指標納入到綜合考慮因素中。

　　全國政協委員、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為控制高房價開出的“藥方”也是治理高地價，改變土地獲取方式：“很多人，尤其是國土部門不承認房價和地價的關系，其實房價和地價的關系就像雞和蛋的關系，很難說清楚，但不可否認，房價和地價有絕對的因果關系。現在的土地出讓方式，土地出讓完全看價格，價高者得，這就是房價高的根本原因。”

　　王健林做過統計，2003年以前，在沒有實行土地招拍掛制度以前，中國房價平均年增幅低于中國人的收入增幅，2003年后，一律通過招拍掛一種渠道獲取土地，雖然達到了規范市場的目的，但也將土地價格推高，結果既推高了房價，又造成地方財政過度依賴土地出讓收入。

　　“地價帶有風向標的作用，每個高地價出來，周邊的二手房第二天就有反應，周邊的樓盤一周內也一定會調整價格。”王健林認為，改變現在的土地獲取方式，應更多采用招標方式，“這里面肯定會有人為操控因素，但兩害相權取其輕。如果土地獲取方式不改變，任何辦法都是白說，沒有意義。”

　　然而，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也有自己的看法：“這都是現行的分稅制的缺陷造成的。”現在不少地方面臨現實財政壓力，金融危機開始后，實體經濟受到了不小的沖擊，不少地方財政更感到吃力。另外，在分權體制之下，中央與地方在財權與事權間不夠匹配，也是造成一些地方財政困難的原因之一。

　　因此，在面臨財政困境時，地方政府自然就很容易想到“賣地”這個既簡單來錢又快的方法，這也是造成當前地方政府“土地財政”普遍存在的原因之一。

　　然而，完善分稅制并非解決地方土地財政問題的唯一途徑。當今很多地方經濟結構失衡，盲目追求GDP，嚴重依賴土地財政，造成地方經濟畸形發展。調整經濟結構、提高增長質量、實現均衡發展才是地方政府擺脫依賴土地財政的唯一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