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終本應是樓市的淡季，然而又一股量價齊升的熱浪還是宣告了房地產業“黃金時節”的到來。于是，2009年12月7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9日和1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以及27日溫總理接受新華社獨家專訪時，都表示將對瘋狂的房地產業打出“增加普通商品住房、抑制投資投機性購房、加強市場監管和安居性保障工程建設”的“組合拳”。

　　其實，針對房地產業的“高燒”，2005年的“國八條”和2006年的“國六條”與現在的“組合拳”大致相同。但在房價反彈且超歷史最高水平的今天，這套“組合拳”的效用又將怎樣？

　　知去脈須看來龍。有必要再次審視房價為啥這么瘋。

　　首先是政策因素。為了早日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2008年10月以來，政府相繼出臺系列政策刺激房地產業，以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銀根放松后，大量的信貸投入為房地產市場提供了充足的流動性，無形中推漲了房價上漲的預期。其次是投機者的人為因素。囤地、惜售、捂盤等開發商慣用的逐利伎倆，造成了供不應求的市場假象，從而誘導各類資金爭相入市，進一步拉抬了房價。再次是消費者的心理因素。多數消費者“買漲不買跌”，房價下滑時期待著價格一低再低；房價走高時，“再不買就會更貴”的恐慌心理使其爭相購買，房價便使勁攀升，市場預期被拖入一個因單向前行而難以逆轉的非理性軌道。第四是經濟社會的發展因素。革命先哲孫中山一個世紀前曾說，“平均地權，漲價歸公。”話雖激進了些，可蘊含的道理卻是硬邦邦的：社會整體經濟的發展帶動了地價隨之上漲，地價上漲是整個社會發展的結果，其額外利益理應由全社會共享(目前征收的各類房產稅就是共享形式之一)。2009年中國保持了8%的經濟增速，房價高升也在情理之中(高得離譜則另當別論)。

　　由此看來，我們至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其一，高房價是多重因素疊加并相互影響的結果，目前單一的調節措施恐難以真正奏效；其二，因為政府在金融危機中必須鼓勵產業關聯度大的房地產業發展，而消費心理在總體是非理性的，經濟社會發展帶動房價上升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其他因素難以掌控的情況下，唯有抑制投資投機才是讓房價回落的最可行選擇。

　　事實上，我們早就注意到了投資投機的社會影響，國家政策無論是以往還是現在也都提出要在稅收、土地、信貸等方面對“自居型、改善性需求”與“投資投機需求”區別對待。但現在的問題是：在房產信息尚不透明的今天，我們何以確切地分辨購房者究竟是自居還是投機？退一步講，即使是投資投機，其錯又在哪里？

　　投資投機者以錢生錢、坐地待價、一夜暴富，雖然與“勞動創造價值”的傳統觀念相背離，但這卻是法律“默許”的獲利方式。而且，由于土地相對稀缺，向房地產投資反倒與購買黃金、收藏古董類似(暫不論房子是特殊的民生必需品)，成為財富保值增值的重要方式。“以房養老”目前在我國還是一種重要的養老方式。這也就不難理解，目前的政策為什么只是說“抑制”，而非“遏制”。

　　追根究底，向房地產業投資投機的動力在于：這是個暴利行業。從行業利潤來看，紡織業的利潤是2%，家電2%，外貿企業8%，而房地產業的利潤可達30%—40%。這不能不讓人心動，讓游資沖動。看來，通過有效舉措使得行業間的利潤相對平均，才能避免經濟中“過熱”與“過冷”并存的尷尬，才是消除投機的治本之策。

　　其次，還應當看到，樓市暴利的核心并不是房子本身，而是土地。同樣的樓房，在不同的地段會有不同的價格。政府的“土地財政”也好，“地王現象”也罷，或許這本身并不是問題。問題的關鍵恰恰在于，政府如何提供“有區別的土地”，使房價既受市場調節，又不致產生經濟問題，同時還能保證保障性住房需求？

　　2009年12月17日，中央五部委公布了《進一步加強土地出讓收支管理的通知》。國土資源部近期也正積極醞釀2010年新一輪的土地調控政策。我們期待著更多類似的可對高房價進行源頭治理，促使房地產業健康發展，具有可操作性的利好消息。（姜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