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是我經歷過的最冷的一個冬天。”如今在北京一家媒體工作的小趙說，“因為房子里沒有暖氣，和別人也不熟，屋里很冷，心也很冷。”小趙去年畢業，11月份只身到北京。11月中旬，北京開始集中供暖。但是小趙在昌平租的一個單間，月租200元，公共廁所、公共水房，沒有浴室，大約10平方米，最主要的是，沒有暖氣。

　　最近出版的《蟻族：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實錄》里有更多的“小趙”。新書來自于一項社會調查，是由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博士后廉思組織的。

　　“蟻族”是指接受了高等教育、從事臨時性工作甚至失業或半失業、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在大城市城鄉接合部聚居的大學畢業生群體，年齡集中在22—29歲，大部分大學畢業3年。而他們的居住環境通常是面積狹小、租金低廉、衛生條件差、安全隱患大的出租屋。而光在北京，這個群體的人數就超過10萬。廉思估計，在全國，這部分人的數量可能超過100萬。

　　多位專家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大學畢業生住房問題的解決，要涉及戶籍制度和房地產政策等多方面的改革。

　　大學畢業生住房現狀

　　小趙是天津人，山西財經大學新聞專業本科畢業，在到北京之前，她在天津找了一份私企內刊編輯的工作，但“覺得沒意思”。11月，她在北京某媒體找到一份工作。盡管天津月入2000元，北京基本工資只有1000元，扣除四險一金之后600多元，“沒錢租房子”，但她覺得，這才是自己的本行。就這樣，小趙開始了“北漂”，或者進入了她自己所說的“創業初期”。

　　在沒有暖氣的民房里，小趙用“小太陽”電熱器取暖，但效果不好，蓋上兩條被子，屋子里依然是冰冷的。小趙說，她的情況還好一些。她的一個同事也住在這個村子里，冬天的時候，屋子里的水都經常結成冰，“敲都敲不開”。

　　“今年冬天一定要租一間有暖氣的屋子！”小趙說，但是直到現在，這個愿望還沒有實現。她希望月租能在600元以下，但即使是她現在住的北京近郊昌平，一個不帶浴室和廁所的民房，如果裝上暖氣，月租就達到650元。

　　也有租金低廉的地方。北京南郊的大興和通州，1300元可能租到一套二居的普通住宅。還有地下室，月租通常在300多元。此外，就是廉思“蟻族”課題組著力調查的大學生聚居村。

　　廉思組織的“蟻族”課題組的調查從2008年就已開始，主要是在北京調查北京的大學畢業生聚居村。調查結果顯示，北京大學生聚居村中，69.6%的人居住面積在10平方米以下、月租金377.24元。這些聚居村主要在海淀區的東北旺、西北旺、二里莊、肖家河，昌平區沙河鎮等鄉鎮，全部處于城鄉接合部，交通便利。這里聚居了10萬以上的大學畢業生，其中，5萬大學畢業生生活在海淀區西北旺鄉的唐家嶺，相當于當地村民人口的20倍。唐家嶺位于北五環外，緊鄰有“中國硅谷”之稱的上地信息產業基地和奧林匹克公園，被生活在這里的大學畢業生稱為“大唐”。

　　課題組負責人廉思告訴本報記者，在小月河，通常是七八個人住一個宿舍，像學生宿舍一樣；在唐家嶺，則是一個樓里，有很多的單間，“像鳥籠子似的”，通常是農民私搭亂建的，七八層的磚房瓦房，都是公共浴室、公共水房、公共廁所；在昌平，是農家樂形式的，小平房，“開門基本是狗，自己生爐子取暖”。

　　廉思把這些聚居村的生存狀態概括為“幾小”：“小餐館”、“小發廊”、“小作坊”、“小診所”、“小網吧”、“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檔娛樂場所等等，通常是無照經營。“隱患是非常大，”廉思說，大部分樓房的地基不到半米，“如果原本是四層的樓房，要蓋成七八層，他是不會把四層全部扒掉再建的，就在原來的基礎上建。那地方要是有地震，那危險性是極大的。一般只有一個樓梯口，如果是起火的話，那真是‘一戶失火，千戶聯營’。”此外，入室盜竊、搶劫斗毆等案件頻發，甚至有村民向大學畢業生強行收取10元／月的保護費。

　　廉思說，課題組下一步將在上海、廣州、杭州、西安等地進行調研。他介紹，在上海，三居室的高等住宅隔斷成一二十個小隔間，大學畢業生就在這種地方聚居。盡管上海有關部門曾下文不允許將高等住宅隔斷，但是事實上規定成了一紙廢文。

　　《蟻族》出版前后，廣州、杭州等地的媒體相繼與他聯系，原因都是：我們當地也有“蟻族”。《鄭州晚報》的《鄭州“蟻族”講述奮斗史》說，鄭州陳寨、廟李、柳林等地也是大學畢業生聚居村，“在這里，招聘類報紙最吃香，每天早上都是一個個地拿著報紙，奔赴在找工作的旅途中。”

　　能夠租房已經屬于夢想

　　“如果你今天買了房，我今天就嫁給你！”

　　《蟻族》中，鄭章軍的女朋友這樣說。但實際上，對大多數的大學畢業生來說，買房還是一件遙遠的事，能夠租到一間普通的住宅，已經屬于夢想。

　　根據麥可思�烳yCOS�牎�2009中國大學生就業藍皮書》，2008屆畢業生就業量最大的前10位城市依次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天津、成都、南京、濟南、蘇州。根據當地統計局或搜房網統計，在這些城市中，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2009年9月普通二居室月租均價都在2000元以上，其中，北京2562元、上海2555元、深圳2500元、杭州2200元。而這些城市2008屆大學本科生畢業半年后的月收入分別為2697元、2982元、2960元、2468元，全國本科生畢業半年后平均月收入為2133元，高職高專畢業生的收入更低。

　　在這些大城市，一套普通住宅二居室的月租，基本相當于當地本科生畢業半年后的平均月收入。

　　而根據廉思“蟻族”課題組的調查結果，生活在聚居村里的這上百萬大學畢業生，收入從500到5000元不等，50%為1000—2000元，平均月收入為1956元，月均花銷1676元。43%的人能略有結余，17%的人收不抵支，而只有10%的人結余較多。

　　事實上，一線城市的地方財力和承受程度都有限度，一些發展中的二線三線城市擁有較高的收入，居住成本則相對較低。以蘇州為例，當地普通二居室月租1456元，本科生畢業半年后平均月收入為2221元，二居室房租基本為月收入的2／3，相比北京、上海等地低廉。

　　“外地一間房不如北京一張床”，這指的是大城市居住成本高企的問題。但另一個現實是大學畢業生“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外地一間房”的就業現狀。“老爸認為，我在北京工作，就是北京人。”廉思告訴本報記者，曾經有一個“北漂”這樣寫道。

　　這種事例數不勝數。小秦辭去了河北石家莊國企文職的工作，到北京一家出版公司，住了兩個月的地下室；小汪辭去了安徽省政府機關公務員的工作，到北京陷入“半失業”。他們都對本報記者說：為了興趣，為了理想。

　　根源在于戶籍制度和住房保障問題

　　“實際上，大學畢業生的住房問題，教育部門想管管不了，因為教育部門只管在校生；到人事局，人事局說，他們是‘北漂’，沒有戶口，我們管不了，我們只管有戶口的；勞動保障部門也管不了，好多人沒有簽勞動協議，大部分都是臨時工，或者賣個電腦什么的，哪里有什么‘三險’、‘勞動協議’；城建部門也要北京戶口才能有房子，所以也管不了。”調查過北京的大學生聚居村以后，廉思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感慨說。

　　廉思等人在北京的調查發現，大學畢業生聚居村中，超過85%的人為外地戶口，僅15%的人是北京本地戶口。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玨林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能在市場上買得起房的僅有20%多，“更別提大學畢業生了”，住房保障明顯不足。但針對大學畢業生的住房問題，他認為政府發放住房補貼更可取。“廉租房和公租房都只是針對有本地戶口的人群。”王玨林說，“解決了半天，還是解決有戶口的，沒有戶口的，就是沒娘的，沒人管了。主要問題還是戶籍制度。”

　　“我們的工作、生活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戶籍制度沒有什么變化，它滯后于我們市場經濟的發展。其實現在不應該再有戶籍了。”王玨林說，“在每個城市，不管是誰，只要是納稅人，都應該享受城市的住房待遇。我們在一個城市工作，那是在這個城市納稅啊！”

　　因此，他認為，制度應該認定：“確實沒有房住的、有就業單位的，就發放一點補助。”“最起碼能留住人才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丁寧寧同樣表示，房地產開發只售不租，廉租房針對的對象太狹窄，是形成大學生住房困境的主要原因。“不管怎么講，房地產政策都要進行調整了。”丁寧寧說。

　　廉思對本報記者說，大城市大學畢業生住房困境，實際還指向了城鄉二元結構以及高等教育、就業政策等一系列問題。

　　大學擴招，自2003年以來，大學畢業生逐年增加，2004年280萬，2005年338萬，2007年485萬，2008年599萬，2009年650萬。“他們也想過回老家縣里面，可是又想，我回縣里干嘛啊？我學的是國際金融、國際貿易，我回縣里做什么去啊？”他說，“我們的基層需要人。但是我們的村官制度、西部志愿者制度、大學生下基層制度，有沒有配套的東西？大學生到農村里融入不進去，怎么樣更好地讓他們融入進去，真正地俯下身去做點事情？是不是就只是混個考研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