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官方對“房產稅”的混亂表態總算終結了。5月31日，國務院批準并公布了國家發改委制定的《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文件將“逐步推進房產稅改革”列入了今年的財稅體制改革的目標當中。很快，上海、重慶、長沙等地紛紛傳來房產稅方案已報至國務院等待審批的消息，征收房產稅的大幕已經拉開。

　　在各級政府打出了一系列樓市調控重拳之后，再度計劃出臺房產稅，說明兩點問題：第一，政府對于調控樓價的決心非常大；第二，前期出臺的樓市調控政策對抑制房價的作用并不明顯。事實上，我們看到前一段時間的樓市調控，盡管讓房地產交易量大幅度萎縮，但房價依然堅挺，在北京有些樓盤的價格甚至不降反升。

　　即將出臺的房產稅政策，成了房地產商和購房者最關注的問題，也成了人們對解決高房價問題的最大期待。但如果房產稅的出臺僅以“抑制房價”為目的，即使其出發點是好的，也容易成為“惡政”，非但不能起到降房價的效果，反而會拉大社會的貧富差距。

　　從表面上看，高房價是炒房客投機所致，但本質上房價的漲跌，取決于供求關系。

　　房地產的供給方是擁有土地者和開發商，需求方是住房者和房產投資者。由于土地是政府壟斷供應，而政府對于土地收入有強烈的依賴，所以指望通過供應的競爭來降低土地價格是不現實的。土地的供應決定了房地產商的供給能力，在這種局面下，房地產商的競爭效率無法讓房價下降。而從房地產調控政策看，大部分政策旨在限制土地供給，提高房地產行業的門檻，這都是在減少供給。

　　從需求來看，人們傳統觀念中對擁有“自己的房子”有著特殊情結，仿佛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就沒有真正的家，這也是經濟學家們常提起的“剛性需求”。

　　更重要的是，高房價是資產泡沫的自然表現，當大量的資本在實體經濟中找不到出口時，投資房地產便成了人們的首選，畢竟房地產能提供較為穩定的租金，不投資房子又能投資什么呢？房子總要比基金和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們可靠得多。

　　供應不足，需求難減，房價如何降得下來？雖然“房產稅”會提高占有房子的成本，從短期來看能讓投資者望而卻步，但只要“被提高的成本”低于房租收益，人們還是會選擇投資房產，除非“房產稅”讓投資房產成為賠本的買賣：一方面房產稅使房價下跌造成投資凈值虧損；另一方面房屋租金低于房產稅帶來的成本。

　　如果是這樣，將會帶來兩種結果，要么房東提高房租把房產稅轉嫁給租房者；要么是房價下跌至租金回報率低于房產稅率的水平，這便實現了抑制房價的目的。但接下來的矛盾是，如果房價降了，房產稅是取消還是繼續呢？

　　高房價的確帶來很大的民怨，但這并不能成為增加稅收的理由。如果今天為了抑房價可以征收房產稅，那么明天為提高教育水平就可以征收教育稅，為緩解城市交通就可以征收堵車稅，為改善空氣質量就可以征收環境稅，為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就可以征收衛生稅。這種“為民辦好事”的初衷，勢必會帶來“惡”的結果，道理很簡單：政府要辦的“好事”太多，這些事都要通過收稅才能辦好的話，人們的稅負只會越來越重。

　　中國當前的社會矛盾是貧富差距過大，政府在收入分配中占比過高。征收房產稅，將讓政府的財政收入進一步增加。有人做出過統計，目前中國城鎮住房面積共170億平方米，按每平方米4100元的均價計算，住房總價值約70萬億元。如果這些住房以0.8%的稅率納稅，全國一年的房產稅總額約為5600億元，這相當于去年全國個人所得稅的1.4倍、土地出讓金的30%。

　　房產稅的合法性，在于其具備調節財富分配的功能。對擁有房產較多的富裕階層進行收稅，并用這部分稅收來補貼窮人和中產階層，減少他們個人所得稅的負擔，政府應在促進財富分配公平的過程中，讓稅收有增有減，保持財政收入總量平衡。

　　《投資者報》在此前的社論中談到過個人所得稅的問題，去年繳納個人所得稅的高收入人數只有269萬，約占中國富人數量的20%。收入相對透明者依法納稅，而靠灰色收入致富者卻不用交稅，這種個人所得稅中的不公平因素，也很有可能會在房產稅中重現。

　　曾有官員對媒體表示，“公示官員財產會引起社會混亂”。那么在征收房產稅的時候，是不是有些人的房產也“不宜公示”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房產稅便成了歧視性稅收，那些可以通過權勢和關系隱瞞自己資產的人，不用繳納；而房產可以公開的購房者，卻要承擔稅收。

　　其實，人們對貧富差距的不滿，不只是針對分配結果，這種特權致富和勤勞致富的過程差距，才是問題所在。

　　政府不能因為房產稅政策“好”的出發點，就指望“政策一出了之，房價應聲下降”。如果房產稅能有效地執行，能帶來房產權屬的透明化，能推進財富分配的陽光化，那才是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