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下以一線城市為先鋒、二三線城市為后衛所標舉的高房價，固然引得民怨沸騰，卻也有它不得不高或高得合理的原因。關于這一點，已有專家從多個角度論及，但筆者仍想結合自己的切身經歷談下感想。

　　筆者的家鄉，是一個中部地區經濟相對落后的鄉鎮。筆者當年所在的高三畢業班，同窗共計40人。18年后的今天，40位同學中，除了18位留在老家鄉鎮或縣城工作外，其他22位均生活在城市，分別為：北京2人，上海1人，廣州2人，深圳9人，武漢5人，東莞1人，溫州1人，黃州1人。目前生活在城市的22位同學，已經有21位購買了自有住房或別墅；其中，無房貸或房產證紅本在手的有10人，購買兩套住房的有3人，仍在按揭供樓的有10人； 21人購房時間段為1993年到2009年，恰與中國城市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及房價節節攀升的時間表對應。

　　而尤為耐人尋味的是，筆者當年的高中同學，一位扎根家鄉發展的知名鄉鎮企業家，盡管年薪10余萬元且擁有一幢四層小洋樓，卻始終有一個“城市夢”，近年來他也開始謀求離開家鄉，來沿海城市工作并置業。隨著中國城市化的推進，大量涌入城市的新移民以及由此迸發的對于擁有住房的渴望，乃是城市房價飆升的根本原因。除了安居功能之外，還附帶了戶籍、學位等福利的城市住房，對祖祖輩輩生活在農村的城市新移民而言，其吸引力大得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筆者的大學同學中，參加工作后買房比較早的，大多是出身農村或縣城的同學，他們特別珍視在城市工作的機會，迫切渴望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歸宿感和被認同感，而一套自有的城市住房，就是這種歸宿感和被認同感的最好載體。這些出身農村或縣城的大學同學，當年買房時的首付款，除了小部分是自己的積蓄，大部分都是來自父母的支持和同學的借款。而那些從小就生活在城市的大學同學，在參加工作的最初幾年里，要么和父母一起住，要么租房子，買房的反倒不多。10年過去，那些出身農村或縣城的大學同學，早已還完了房貸，生活穩定舒適。而那些當初嫌房價高沒有盡早出手的出身城市的大學同學，要么后來在更高的價位被迫跟進買房，由此背上更加沉重的房貸；要么到現在還沒有買房子，成天對著與自己的積蓄日益拉大距離的高房價嘆氣。更加刺激人的是，那些出身于農村或縣城的大學同學，不少人開始在醞釀賣掉或出租原有住房，在眼下的高價位勇敢地買進他們心儀的“改善性住房”。3年前，筆者一位出身農村的大學同學，在同學聚會時說了一句很干脆的話：“在中國，城市人口比房子多，因此，先下手為強。”現在看來，這位同學說出了一個樸素的真理。

　　農村人口大規模遷向城市，二三線城市居民大規模遷向一線城市，這兩種遷移的邏輯動力是一致的：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驅使處于弱勢地域的居民向強勢地域大規模流動，由此導致后者的土地資源稀缺和住房供給相對緊張(高價賣地、捂盤惜售或對倒拉升房價均以此為根本前提)，其房價上漲勢所必然。而更令人擔心的是，在這種雙重遷移的過程中，由于比價效應的作用，一線城市的高房價會反向帶動二三線城市的房價追高，從而形成兩者互相推高彼此房價(同時保留一定的價格落差)的惡性循環。

　　因此，要想徹底治愈中國的高房價之痛，根本的途徑就是盡快改變非均衡發展戰略，實施均衡發展戰略，以盡快消除城鄉差距、東西差距，從而引導人口科學合理地流動。一旦城鄉差距和東西差距消除，人口布局相對平衡，高房價問題自然迎刃而解。當然，這需要較長的時間，而中國決策層需要做的是：讓均衡發展戰略提速，不要讓民眾等得太久。目前正在推進的西部大開發和新農村建設，可視為中國實施均衡發展戰略的兩個步驟，也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筆者認為，中國對于西部大開發和新農村建設的政策傾斜、資金和人才投入，還遠遠不夠。期待高房價引發的社會陣痛和變革呼聲，能倒逼西部大開發和新農村建設提速，讓民眾早日同享中國經濟均衡發展帶來的全面福祉，這其中也包括：告別高房價。孫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