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土地價格比周邊(省會)城市都低，但是房價不低，為什么？原因是錢到了老板的包里。這是巨大的貪污腐敗！為什么？因為部分官員當了老板的保護傘。目前我們已經掌握了一些線索，下一步會對這些官員進行查處。”昆明市市委書記仇和近日在一次會議上作出上述表態。

　　高房價與貪污腐敗有關本不算什么新聞，但從仇和嘴里說出來就變成了新聞，顯然主要是因為仇和的特殊身份。但仇和的“說腐敗”能否真正變成“反腐敗”，通過反腐敗昆明房價能否降低，還是個未知數。我們需要密切關注昆明的反腐動向以及房價變化。其實，不但每年都有不少落馬官員來證實高房價與貪污腐敗有關，而且有開發商坦言，“如果權力都在陽光下運行，開發一個房地產項目的成本就能降低15%”。也就是說，腐敗大概占房價成本15%左右，腐敗不除，房價成本難降。因而，樓市宏觀調控離不開反腐敗，但遺憾的是，樓市調控政策缺少反腐條款。

　　仇和之所以得出“高房價與貪污腐敗有關”的結論，是因為昆明的地價低而房價高。換言之，開發商是低價拿地高價賣房，開發商牟取了暴利，某些官員當起了保護傘。在我看來，為開發商當保護傘的不僅是某些官員，還有某些地方政府；樓市腐敗不但是部分官員腐敗，還存在集體性腐敗和系統性腐敗。

　　樓市集體性腐敗和系統性腐敗的根源在于，我們的某些機制和制度為腐敗提供了機會。制度賦予了規劃、國土、建設、房管、物價、工商、稅收、交通、環保、衛生防疫、消防、地質勘探、園林、人防等部門權力，但卻對權力缺乏相應的監督和制約。很多部門表面上看是把關，實際上是利用把關的權力干腐敗的勾當。例如，規劃部門就存在“腐敗容積率”，即容積率稍微提高一點點，就意味著在原有土地上可增加不少商品房銷售面積，開發商小“投資”就可獲得一大筆額外收入，比如說，容積率提高0.5的話，就意味著在原有土地上可增加建設、銷售0.5倍于土地面積的商品房。再如，土地部門以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或者城市居民手中征到土地，然而再天價轉讓給開發商。

　　可以說，無論是“腐敗容積率”還是倒賣土地，如果詳細調查物價、工商、稅收、交通等部門的房地產業務，相信能發現不少腐敗行為。之前，曾有開發商嘆息：“樓盤開發成本只占房價20%，開發商能夠拿到其中40%的利潤，余下超過40%的利潤全部被相關職能部門‘層層消化’掉了。”這里所謂的“消化”，就包括腐敗性消化。在我看來，高房價與貪污腐敗有關的真正含義在于，不僅房價成本中含有不少腐敗成本，而且中央遏制房價過快上漲時也要遭遇某些阻力。之前所進行的樓市調控沒有達到政策預期，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政策執行時打了折扣，某些官員、某些地方政府不但不落實調控政策，反而充當開發商的保護傘。

　　顯而易見，腐敗是公平與效率的最大“敵人”。沒有反腐措施先行，樓市調控就不可能實現公平與效率，很可能達不到預期。“國四條”、“國十一條”等政策雖然使用了貨幣、土地、稅收等調控工具，但沒有意識到，貨幣、土地、稅收等調控工具取代不了反腐敗。因此，很有必要將反腐敗納入樓市調控中，樓市只有干凈了才能健康發展。(馮海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