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亞運城項目，占地263.952萬平方米，底價165億元，如此的大手筆，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地王，可謂萬眾矚目。昨日，廣州市房地產交易登記中心召開亞運城出讓答疑會，全市幾大紙媒體趕到現場，但均被拒之門外。媒體的諸多疑問，只能等到12月22日公開出讓那天才能得到回答(12月5日《廣州日報》)。無疑，中國“地王”記錄以及由此衍生的房價記錄將臨近新一輪刷新改寫。

　　面對畸高房價和由此引發的專家詬病和民怨沸騰，房價依然持久堅挺且呈現“樹欲靜而風不止”的狂野姿態，現下國人似乎只剩下太息復太息“只有而已而已”的無語。然而，盡管我知道說了白說卻白說還說：無奈無助的國人興許可以繼續耐受高房價蝸居淪為房奴的日子，中國卻經不起高房價衍生的三重“馬太效應”的要挾綁架。

　　近日有兩則新聞引來廣泛關注。一則是國際反腐監察組織“透明國際”2009年對180個國家“清廉度”排位，中國大陸排名第79位，與前兩年第72位相比又下滑了7位。而中國香港和臺灣的“清廉度”則分列第12位和第37位。另一則新聞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3屆締約國大會在多哈舉行，這屆會議的目的是敦促各國建立履約審議機制，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宋濤代表中國出席表示支持。而不爭事實是，近年中國房地產領域已然成為腐敗大案多發的“重災區”。2007以來重慶揪出一系列震驚全國的地產腐敗“窩案”，近10名廳級干部陸續因收受開發商巨額賄賂而落馬。設如說重慶規劃腐敗窩案是以涉案人員眾多令人瞠目，“中國第一貪”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杰受賄8250萬創記錄則令人嘆為觀止。耐人尋味的是，近年上海兩個被扳倒的“土地爺”——浦東新區原副區長康慧軍和市房地局原副局長殷國元都有收集房產嗜好。長期掌握土地交易大權的康慧軍被稱為“炒房區長”，截至案發時他和妻兒名下的房產達14處。在我看來，貪官之所以有地產腐敗沖動和收集房產嗜好，是因為房產投資價值太大升值太快暴富太易。也就是說，一方面高房價促使貪官利令智昏鋌而走險大肆貪污，另一方面貪官熱衷炒房又為高房價火上澆油。換言之，當下高房價正在導致實權部門貪官愈貪、清水衙門廉官愈廉趨勢，我把它看成是高房價作用于政治生態的“馬太效應”。

　　畸高房價在經濟生態呈現的“馬太效應”愈加彰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部長余斌認為“房地產業已成中國經濟直接命脈”，2010年內地房地產業能否保持穩定發展將對中國經濟產生直接的影響。因為房地產行業是與國民經濟高度關聯的產業，占GDP的6.6%和四分之一投資，與房地產直接相關產業達至60個。在當下中國，一方面，房地產確為特殊行業，它稍有閃失都將對經濟產生不可估量影響。一定程度上說，中國房地產已在左右中國經濟。由于房地產在中國經濟結構中占比太大，導致地方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在保增長成為當下第一要務的敏感時期，誰敢得罪房地產？誰不寵著慣著甚至敬著房地產商？因為房地產能給官員帶來GDP政績進而帶來更大官帽，加之地方政府飽嘗賣地生財甜頭，地方官員豈忍放棄眼前這塊可以信手拈來的大肥肉？房地產還綁架了中國金融。中國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數量驚人，現下其之所以不敢輕易緊縮房貸政策，是因為一旦房價下跌銀行存量房貸將面臨巨大風險，由地產泡沫破滅導致的迪拜危機便是鏡子。另一方面，房地產綁架中國經濟令人后怕，任其信馬由韁勢必給中國經濟埋下巨大隱患。在我眼中，這不是高房價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強勢房地產業愈強、弱勢其他產業愈弱的“馬太效應”又是什么呢？

　　毋須違言，房地產也綁架了中國百姓。在房價高企時代，一方面，富人基于投資目的炒房，將房價愈炒愈高財富快速積累愈來愈多；另一方面，畸高房價和房價瘋漲愈來愈讓廣大工薪階層買不起房，窮人財富積累愈來愈慢愈來愈少，畸高房價抬高了基尼系數加劇了兩極分化。值得注意的是，目下收入分配業已引起高層密切關注，而其主要原因正是，中國在短短30年間已從一個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國家之一發展淪為全世界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老實說，30年或35年前的中國盡管等級懸殊，但同一階層人群之間貧富差別不大；而30年后的現下，中國的貧富差距幾已被中外專家學者公認為“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值得欣慰的信號是，《人民日報》12月3日發表兩篇文章：《干得多，能掙的多嗎？》、《提高“勞動所得”勢在必行》，各大網站均以頭條或主頁顯著位置轉載，眾多網友跟評認為中國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過大問題突出，國家政策應該對此做出調整。我承認，盡管縮小基尼系數的路向肯定是“條條大路通羅馬”，但房價畸高衍生富人愈富，窮人愈窮“馬太效應”擴大基尼系數卻一定是“自古華山一條道”。

　　因此，房價畸高問題不僅是社會問題，更是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我要大聲疾呼的是，對高房價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衍生三重“馬太效應”理下的危機風險絕不能等閑視之視而不見。 （陳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