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市場的改革已到緊要關頭，農村土地價格改革、流轉途徑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11月16日，浙江省委副秘書長、省農辦主任夏阿國向媒體表示，國土部近日已確定在浙江開展農村土地整理改革試點。最快2010年元旦起，浙江將在全省推廣農村集體土地入市，并逐步實現與城市國有土地“同地、同價、同權”的健康流轉模式。不過隨后浙江方面將“農村集體用地”更正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

　　此前，在成都、重慶等地，已經開展了大規模新農村建設試點。今年9月1日起成都實施了《成都市社會主義新農村規劃建設管理辦法(試行)》。

　　浙江與成都的辦法相同的是，通過新農村的建設，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逐步從包產到戶的小農經濟升級為大規模的產業集群運作。這是中國農村改革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但浙江與成都、重慶等采用的方法不同。成都等地試行政府主導下的規模化運作，進行土地集約使用、增加耕地，由政府主導各地的主要農作物生產、工業生產，由政府建設農民新村讓農民騰出宅基地搬進新居，而政府以土地收入等投入新農村建設所需要的道路、水力等基礎設施建設。

　　成都此舉頗見成效。2008年12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和成都市政府合作，對“統籌城鄉背景下的土地管理制度創新”進行了調研，通過走訪成都市都江堰、彭州、雙流等十多個縣鄉，深入田間村頭，對新農村建設的結果得出了比較滿意的答案。

　　一方面是在全國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的背景下，成都卻扭轉了此前20多年城鄉收入差距逐漸上升的勢頭，還將這一差距略為收窄，并同時保證了城市化的發展。同時，成都對農民的土地進行了確權，這是土地流轉、定價的前提條件。

　　成都的新農村運動，政府是決策主體、推進主體、建設主體、發包主體，甚至是投資主體。在三溪鎮規劃萬畝橙園，在壽安鎮引入企業進行畝木種植，而農民擁有將土地折股、擁有經濟合作社的部分股權。由于政府對于預算收入進行了平衡，農民不可能獲得高額的級差地租。換言之，農民不可能獲得土地的財產性收入，但可以獲得一定的補償，相對于以往低得可憐的征地補償，對于農民而言是一大進步。現在的問題是，在農民入股、成為農業工廠的股東兼工人之后，如何確保農民的利益不受損失。

　　浙江則是另一種模式，由于市場經濟較為發達，浙江有村村辦廠、藏富于民的歷史，浙江等沿海地區的農民大部分已經轉化為企業主，當地土地級差地租較高，因此與西部地區的農民要求不同。事實上，當地的農民多數不靠土地為生，他們將土地以每畝百元左右的價格轉租給外地農民。因此，農民絕不會心甘情愿成為農場的股東甚至工人，他們需要收獲的是更多的土地收益。

　　此次，浙江省提出農村建設用地集體入市、“集體建設用地平等化”，我們尚未看到具體細節，總體而言，是讓農民擁有集體土地的主體地位和土地出讓的收益權利，與以往農民被征地后成為犧牲者有了本質不同，由此，政府的土地決策尚未公布，就獲得了網絡上的一片喝彩，屬于難得一見的景象。

　　中國新農村運動改革，已到了土地流轉的關鍵步驟。土改要獲得成功，根本在于利益分配機制與農民的未來出路，西部農民成為農場工人、而東部的農民早就轉變身份成為企業主，他們需要的是與政府共享土地的級差收益。雙方如果能夠進行公平的博弈，而后形成互相認可的機制，則可以形成長期的制度。中國如此之大，土地收入與農村情況各不相同，絕不應該強求一律，由國土部發紅頭文件將各地土地交易價格固定，則土改必敗；如果法律法規能夠賦予農民以博弈權，則土改將成功大半。

　　最后，農村集約用地，多余的建設用地投入市場，是改變中國目前土地價格高高在上的核心舉措，要房改必須先土改，土地政策理順了，房地產市場才能一順百順。

　　(葉檀上海　財經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