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新京報》刊發評論“誰來承擔房價預測失誤的責任”，說到關于房價的預測和建議有一句話很對“好聽的話不一定是有用的話，很可能是耽誤事的話，在房價問題上，這樣的故事已經重復多次”。

　　的確。房價問題上，說幾句讓人聽了痛快的話，很容易。例如，上周末，博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在南京語出驚人，他指出“現在房價之所以高，主要是在土地供應上，在建設一般老百姓的廉租房方面，政府做得不夠。應該三分之二房子由政府提供；三分之一開發商去做。這部分房價越高越好，讓富人去買，稅收給政府”。

　　此言一出便博得了普通購房者的支持。這發言似乎提供了一把解決問題的鑰匙，而且還是用富人和政府的錢買單。

　　龍永圖確實抓住了住房問題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作為住房市場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各級政府應當承擔更大的責任來解決住房問題。但是向三分之二社會人口提供福利房這個藥方劑量太大，如此這般，就說明1998年的住房市場化改革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但事實并非如此。

　　通過大量興建安居房來平抑住房價格上揚的案例以香港和新加坡最知名。這兩地都有超過一半的居民享受著政府提供補貼的住房。國內1998年開始的房改，也曾參考過香港的模式，但是為何沒有像香港一樣大量興建安居房呢？當時的答案是政府沒錢。今天的答案恐怕還是如此。

　　作為面積和人口都有限的城市，香港和新加坡自然可以關起門來搞自己的住房保障。但是中國內地還在城市化的進程中，每年會有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以北京為例，這里有戶籍人口1200多萬，外來人口近600萬，如果只保障常住人口的住房，顯然不公平；因為外來務工人員同樣為這個城市作出了貢獻，上繳了稅收。但如果來者不拒的話，很難想象北京政府需要再修建多少棟樓才能滿足這個需求。

　　除此之外，在2004年，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為7.1平米。可以看出，香港的住房保障體制鼓勵兩代人住在一起，否則三口之家無法找到政策規定的22平米的住房，所以結婚買新房在香港也不會是一個普遍現象。

　　舉這個例子并不是說我們的住房保障體系就沒問題了，只是想提醒大家通過倒退回福利分房或者雙軌制的辦法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我們需要在有質量的情況下完成住房分配體系的改造，而不是造一堆“兔子窩”充數。如果要參考成功的經驗，美國的物業稅模式可能更適合中國的國情，即政府本身不參與市場運作，而是通過征稅迫使投機者離開住房市場來保證住房被充分利用。

　　□陳瑞(香港大學房地產與建設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