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房房價連續5個月上揚，漲幅驚人。深圳一手住宅均價再破1.2萬元/平方米，漲到1.4萬元/平方米，深圳樓市僅用了兩個月的時間。房價泡沫在不斷吹大的同時，“高房價”已逼走了中小民企急需的人才。

　　許多人才因買不起現在的商品房選擇了離開深圳。這與曾經的“孔雀東南飛”南轅北轍。換句話說，房價已經成為一個地區能否吸引優秀人才的重要籌碼。而高房價逼走深圳優秀人才，在筆者看來，這是優秀人才在高房價面前喪失主動權和選擇權，最終失去發展權的必然結果。

　　高房價逼走了深圳優秀人才，道出了房價的畸形。盡管從總體來看，國外房價要高于國內，但是美國、日本等國家或地區的人均收入遠遠高于國內，其房價與家庭年均收入的比例一般在3-6倍之間。而在中國，這一比例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10-20倍。

　　高房價逼走深圳優秀人才的本質原因是優秀人才的再發展能力被剝奪的殘酷事實。華南師范大學副教授唐昊曾明確指出，房價透支的不僅僅是錢，而是透支白領階層不斷往上發展的路徑，對他們的發展權是一種明目張膽的傷害。之所以離開，就在于發展權不能被保障。

　　更進一步說，高房價逼走了深圳優秀人才，也給以優秀人才為主體的中產階層形成帶來了困境。有關人士指出，“現在甚至已經出現優秀人才向內地轉移的現象”，高科技成長企業創新的原動力主要來自人才，而深圳由于歷史原因，人才主要來源是引進，“這種情況如果不及時有效改善，將會引起高新技術企業研發中心的內遷，甚至總部的遷移，削弱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以及城市的競爭力。”換句話說，高房價之下，受到傷害的并不僅僅是個體，還是一個城市，一個社會。

　　對個體來說，是否買得起房子，是否有房子住，首先是個權利問題。帕累托原則告訴我們，當群體中一個或更多成員的處境被改善而沒有一個成員的處境被惡化時，社會福利就增進了。而正義論大師羅爾斯對社會福利做了這樣描述：社會福利是社會中處境最差的人決定的，只有當社會中這些人的處境得到改善時，社會福利才會增長。因此可以看出，我們的福利水平不是由那些能買得起房子的群體來決定的，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提升更不是由金錢作為惟一籌碼的。因此，我們必須看到高房價逼走深圳優秀人才的社會發展陷阱：一是個體發展權受到限制，二是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三是讓整個社會階層處于一種緊張狀態。(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