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居》在網上被譽為大城市“房奴”寫實。異樣的高房價造就了異化房奴，大家背著重重的殼，一步一步往上爬，幸運的，爬到頂端還清貸款，不幸的，咬緊牙關繼續還款，當然，還有無數前赴后繼的無殼族渴望背上這沉重而又“甜蜜”的負擔

　　沒有蝸牛命，得了蝸牛病

　　房子的問題，雖然并不是今年才有的事情，但卻在今年讓我感觸最深。因為“房”，《蝸居》火了，我的對象沒了。經歷過2008年的經濟低迷之后，2009年經濟稍有復蘇的苗頭，房價立刻瘋漲起來。不知道是房價刺激了經濟還是經濟拉高了房價。

　　最近和舍友一起看《蝸居》，電視里海萍、海藻兩姐妹為了能在大城市擁有自己心儀的房子，吃盡苦頭，被這個社會蹂躪得千瘡百孔。

　　看到海藻最終沒能經得住誘惑，做了令人不齒的“小三”，舍友女朋友輕蔑地哼了一聲：“賤人！”一旁的我也禁不住悲從心來，作為一個男人，我連做“小三”的基本條件都不具備，啥時才能在生活的這個城市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啊？！

　　讀書的時候，覺得房子是身外之物，對那些為了房子付出一切的房奴打心眼里感到不理解。2009年我自己工作了，才發覺當年想法的可笑。眼看著也老大不小，該找個媳婦好好過日子。這一陣子去相親，對方一聽說我沒房子，立馬扭頭就走。沒有房子，哪個姑娘愿意跟你過一輩子？就算姑娘愿意，丈母娘能答應嗎？前段時間，有個經濟學家說房子緊俏是受丈母娘需求影響，引來全國人民一陣聲討，可我覺得那個經濟學家說的是大實話，恨不得發他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

　　再說了，如果沒有房子，以后小孩出生了，戶籍、入學、醫療哪一樣不是麻煩事，自己出點事還好說，現在計劃生育了，每家只能有一個孩子，你忍心讓這棵小獨苗受點委屈？搞出點心理陰影什么的誰吃得消？

　　2008年房子跌價時，心說再等一等說不定就能買上房了，沒曾想，2009年貨幣政策一松，滿地熱錢涌進房市，與我等斗升小民搶房。看著蹭蹭往上漲的房價，真讓人心如刀絞、淚如尿崩。現在入市，顯然是做房奴的命，再遲個幾年，怕是連做房奴的資格都沒有了。今年國家已經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了，看到“支柱”這兩個字，心理素質不佳者如我，只覺眼前一黑，幾欲軟倒。

　　前幾天父親打電話過來催買房，說看這勢頭，再不買怕是這輩子也買不起了，還說要幫我還房貸，老人家辛苦了一輩子，即便臉皮厚者如我，又怎么能忍心讓他們繼續辛苦下去，不能擁有一個平靜安詳的晚年？

　　有時候想想，我們這輩人真是付出極少，要求極多，父母那輩人20多歲時也沒見著誰惦記著要在城市里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不也照樣好好地活著？到了我們這，沒房子就好像活不下去一樣，就差又哭又鬧、滿地打滾了。

　　沒有蝸牛的命，還得了蝸牛的病。這讓我的2009年蒙上莫大的悲哀。

　　(摘自《廈門商報》)

　　“蟻族”折射都市人生狀態

　　就像《蝸居》中在大城市里為了生存，為了一套房子拼搏的姐妹倆一樣，人們將那些畢業后選擇留在大都市生活的低收入群體叫做“蟻族”。

　　此類人群得此名稱是因為他們和螞蟻有許多相類似的特點：高智、弱小、群居。他們受過高等教育，雖有高學歷，有一份白領工作但依然在大都市里買不起房子，面對高昂的房租，只能選擇居住在城鄉接合部的租房聚居村。

　　也許有人會說，與其在大都市里受罪，不如在普通中小城市里過相對安逸的生活。但事實上是，即使生活壓力再大，選擇告別“蟻族”的還是少數，多數人仍在掙扎著堅持，那么支撐他們走下去的動力又是什么呢？

　　曾經滄海

　　沒法適應“安靜”的小城市

　　與《蝸居》里的海萍很像，陶露也是大學畢業后留在上海的。陶露說，她喜歡上海這座有活力的城市，一切都讓她感到一種國際化大都市的氣息。

　　畢業四年了，陶露和男友仍和別人合租一套小公寓，也沒有結婚，更沒有屬于自己的小房子。用陶露的話說，“想追上房價上漲的速度比跑過劉翔還難。”在陶露看來，結婚生孩子是一種奢求，如果她生孩子不工作了，光靠男友一個人的工資租房子可能都吃力，更別提養孩子了。

　　陶露告訴記者，他們班有1/3的同學畢業后都留在了上海，家在外地的基本上都是租房子生活。有些回老家的同學如今都有孩子了，工作、生活都不錯。

　　但陶露并不后悔她的選擇，“我的朋友圈基本都在這里，我也適應了這里的生活方式，快節奏的生活讓我很充實。”

　　與陶露一樣，很多人都會被大都市的繁華所打動。一旦融入這個精彩的世界，很多人就會有種“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覺，其他城市再繁華，也沒法和心目中的那個“精彩”相比。

　　不愿放棄

　　只為心底存留的一絲希望

　　在“蟻族”大軍里，“80后”占據了主導地位，這代獨生子女一般都受過高等教育，心懷夢想，喜歡挑戰。然而走入社會后他們才發現，很多東西和原來想象的相差很遠。

　　關羽琳2005年大學畢業時沒能直接考上研究生，復習一年后考入中國傳媒大學讀研，今年畢業后留在北京找工作。

　　“當時我的夢想就是考入名牌大學出來有個好工作。”關羽琳說，“可今年7月份畢業時我才發現名校畢業生也面臨著殘酷的就業問題。”

　　關羽琳后來在一家小型網站做了編輯，轉正后每月工資2000元。她告訴記者，如果不是家里給錢資助房租，她可能生活得非常窘迫了。在北京待了這些年，她仍沒有一種歸屬感。

　　“有時真想回沈陽算了，好歹也算有家呀。可還是很不甘心，別人能忍受艱苦在這里打拼，我憑什么就不能，這座大都市里我為什么就不能有一席之地？”關羽琳說。

　　為了面子

　　哪怕再苦再難也要忍耐

　　邵斌毫不掩飾自己就是“蟻族”中的一員。據邵斌介紹，他家在農村，從小到大他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這讓他父母在村里人面前很自豪。畢業時父母以為他會在家附近的縣城找份體面的工作，可他執意留在省城，他覺得留在省城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可是有誰知道我的無奈呢？”邵斌說，“說我每月能掙兩千來塊工資，親戚聽了都覺得賺錢很多，可在這里的生活成本也高啊。想買房父母指不上，只能靠自己一點一點攢，女朋友家還催著結婚。看了《蝸居》后我特別感慨，我簡直就是那里面的蘇瑾哪！”

　　邵斌告訴記者，每次回家親戚朋友都把他看成“大人物”似的，父母也為此覺得臉面上很有光，一旦回縣城工作實在沒法放下面子，所以寧可吃苦也要忍著。

　　(本文摘自《華商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