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當前這場關于房價的爭論，活像30年前在北京擠公共汽車：沒擠上去的大叫“別走”，擠上去的馬上高呼“關門”。這樣能創造社會和諧嗎？

　　最近，某房地產大鱷的高房價是“控制人口素質的門檻”的言論，引起一陣社會的公憤。我要感謝這位先生把房價和人口素質的問題提出來。因為稍微進行一些研究就能得出結論：高房價會降低中國人口的素質，傷害中國的國際競爭力。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起飛最大的一個優勢就是得天獨厚的人力資源。如果從進一步開發這一充沛的資源的角度看，降低房價乃是當務之急！

　　城市的門票

　　高房價“門檻”說可謂一語中的。房價確實就是“城市的門票”。要知道，自古以來，城市是人類文明的動力。古希臘羅馬的文明是城市文明，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先決條件是其城市的繁榮，日后的啟蒙主義也是以城市為中心，現代社會的科學技術的繁盛，更靠城市的創造力。城市經濟資源集中，人口密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充分。人的聰明才智，在城市的環境中發揮得最充分，進步也最快。也怪不得，在許多社會學家的眼中，城市化水平和現代化水平幾乎是同步的。

　　高房價提高了“城市門票”的價格，提高了城市準入的門檻，把大量本來能夠進入城市發揮其才智、提高自身素質的人排斥在外。這樣的結果，到底是人口素質的提高還是降低呢？

　　我們不妨引經據典地把道理說得更復雜些，免得被人說為沒理性、沒文化。這位先生的意思大概是：高房價提高城市的準入門檻，使得只有素質最高的人才能進來。這樣雖然犧牲了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口的素質，但保證了城市人口本身的素質。

　　可惜，即使從這個角度說，高房價不僅會降低整個人口的素質，更會降低城市人口的素質。這里我不妨引用已故哈佛大學心理學家Richard J. Herrrnstein和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著名學者Charles Murray的名著《鐘曲線：美國生活中的智商與階級結構》來進行討論。

　　需要注意的是，兩位學者在美國都屬于保守派陣營，反對劫富濟貧的福利國家，甚至被指責為對弱勢過于冷酷。比如Charles Murray就一直堅持認為：現在大學生太多，許多人根本沒有讀大學的素質，他們命中注定要干體力勞動，把勞力者通過慷慨的國家福利(比如獎學金等)變成勞心者，是浪費社會資源。也正是如此，該書出版后，作者幾乎也成了在美國公眾“最想打的人”，乃至出去講演頻頻遭到抗議，甚至有暴力的肢體沖突，不得不要警察保護。

　　這一名著，因為是建立在嚴格的心理學研究的基礎上，出版十幾年來雖然爭議不休，其學術價值仍不可否認。特別是最近幾年Charles Murray頻頻根據他們的研究成果在社會政策上進行演繹，很值得我們關注。

　　他們研究的是人最重要的素質之一：智商。其結論是，智商是天生的，和家庭背景、階層、甚至教育程度都沒有關系。當然，教育會給人許多技能，但無法把一個笨人變聰明。比如智商是100(即人口的平均水平)的人經過嚴格的訓練，可以比一個智商高達140卻從來沒有讀過書的人更勝任許多工作，但那不過是因為后者沒有機會而已。一旦有了機會，后者就會輕易地后來居上。另外，高智商和低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長期以來基本是固定的。也就是說，如今人口中智商最高的百分之一，和兩百年前相應的百分之一人口一樣聰明。

　　基于此，Charles Murray特別強調：社會因為覺得高智商的人反正都會成功，于是就集中資源對低智商的人進行傾斜性的教育投資。這違反了基本的市場邏輯。這就好比你放著好礦不開采，偏找最貧瘠的礦一樣。在聰明人身上投1塊錢，可以產生1000塊錢的效益，而在笨人身上投1塊錢，能撈回本兒就不錯了。所以，從整個社會效益的角度講，國家除了必須履行對每個人義務教育之外，要因材施教、合理分配資源，讓智商高的上大學，訓練智商低的從事體力勞動。比起“不給窮人蓋房”來，Charles Murray的“不給笨人辦大學”的理論同樣驚世駭俗。

　　門外的聰明人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套保守主義理論，最終支持了許多自由派的劫富濟貧的政策。因為智商和階層沒有關系，有錢的人未必智商高。在過去那種完全沒有福利的社會中，教育資源全被富人壟斷，雖然偶爾出了個卡內基這等從童工而變成世界首富的奇跡，但總體來說，大部分人口沒有和富人平等的競爭機會。

　　結果，富人在小圈子里近親繁殖，智力越來越低。你能不能坐在華爾街大銀行高級經理的寶座上，關鍵還看你是誰的兒子。但是，一旦扶助弱勢的社會政策施行，窮鄉僻壤中高智商的孩子就可能拿諾獎、到高盛當總裁。這自然也會把許多富家子弟擠掉。總之，精英社會的準入門檻越低，精英群體本身的智商就會越高。

　　Charles Murray還舉例說，美國的一流大學，過去就那么幾家，學生很少，現在則人數擴張了不知多少倍。這種普及的結果，是使過去服務于人口百分之一的精英的大學，服務于百分之十的精英，按說會沖淡這些大學的學生智商水平。

　　但令人驚異的是，現在這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名校學生的智商，竟然比過去同樣學校中占人口百分之一的精英學生的智商還高！為什么？因為大量的獎學金，使許多窮人進大學的“門票”便宜了，甚至“免票”了。過去的富家子弟(白人男生)，兩個中就有一個可以進哈佛。現在呢？哈佛的學生確實多了。但是，男的，女的，黑的，白的，富的，窮的，美國的，外國的，甚至非法移民，都可以來競爭。二里挑一變成了至少十里挑一。這樣挑出來的學生智商能不高嗎？

　　城市就是現代文明中的一所大學。城市人靠著既有的財富，把“門檻”提高，最后也只能“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矮子里面拔將軍”。這樣素質能提高嗎？

　　我1979年高考，是北京文科類前15名，這大概是我一生最大的“優勝紀錄”，現在想起來都飄飄然，當時更是洋洋自得了。可是進了北大一看就傻眼了：同屋從農村來的同學，家里連電燈都沒有，上學宿舍燒煤差點被煤氣熏死。我則住在北京，掌握著當時海淀區最先進的復習資料。要是成千上萬像我同屋那樣的農村孩子有機會住在北京讀書，我還排得上前15名嗎？

　　看當前這場關于房價的爭論，活像30年前在北京擠公共汽車：沒擠上去的大叫“別走”，擠上去的馬上高呼“關門”。這樣能創造社會和諧嗎？真正的“和諧社會”，還是要多一些公共汽車，并把車票降低一些。

　　未來幾十年，幾億農民將進城。根據《鐘曲線》的智商理論，他們中最聰明的百分之一，和城里最聰明的百分之一在智商上完全平起平坐。當他們進城后，城里十里挑一的聰明人，就趕得上原來二十里挑一的聰明人。把這幾億豐富的“腦礦”鎖在城外，用提高“門檻”“控制人口素質”，這樣控制出來的，只能是變相的弱智。(作者為薩福克大學知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