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分別視察了廣東省和廣州市的住房保障情況。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局長謝曉丹向人大代表匯報時表示，廣州住房貨幣補貼標準不能滿足干部職工需要，下一步將公務員住房貨幣補貼提至月工資的18%。“再加上12%的公積金，基本可買得起房了”。對于方案何時出臺、是否進行聽證，謝曉丹并未透露。( 12月17日 《新快報》)

　　我們只需瀏覽一下17日這天各大網站的網友跟帖，便知道他們的心情很糟糕。原本受每況愈下的經濟狀況的擠兌，卻讀到廣州公務員房貼上升的新聞，這不能不讓網友郁郁寡歡。顯然，在對待這次波及全球的經濟寒潮的應對策略上，我們的一些公仆顯得缺乏遠識。或許是囿于平時的既定思維，或許是出于一種對利益的本能呵護，掌控著公共稅款者卻首先將注意力從大多數正處經濟困境的中小企業職工身上轉移到自身。

　　經濟寒潮讓不少非壟斷資源企業經濟指標明顯下滑，讓企業被迫面對大幅裁員與降薪難題。別遑論企業職工能獲得一筆不菲的房貼去與高房價抗爭，就是能保住正日漸干癟的工資袋，每月能按時足額拿到薪水，都逐漸成為一種奢望，也是他們悶在胸口上的一份擔心；而公務員卻還有底氣和理由言說加薪與漲津貼、房貼。顯然，一些公仆這種對待民生困難的認識是單向的。

　　和舟共濟渡過經濟難關，不僅要百姓去渡，公仆更應帶頭去渡，并且應該渡在前頭。我們來看國門之外的公仆是如何激勵國民共渡難關的，新加坡計劃在2009年將政府官員的薪酬降低19%，其總理降薪50萬美元；而韓國總統李明博擬“裸捐”來帶動官員關心低收入者，他15日稱，將把300億私產捐給困難人群,而將自己變成 “楊白勞”。

　　這樣說，并非要公務員也學李明博的“楊白勞精神”，那是不現實的，畢竟我國的大多數基層特別是中西部偏遠山鄉的基層干部，他們的收入不高。但僅需橫向比較，我們便能得出公務員的收入水平比大多數百姓高的結論。在醫療、住房、退休等福利保障方面，公務員具有一定的優勢。這勿需論證，僅從一年年以幾何數字上升的“公考”人數便可窺就里。為此，筆者建議廣州給公務員提高房貼之舉宜緩行。(黎學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