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冀巖表示，為了讓更多的人群享受到實惠，限價房的覆蓋面將擴大到6個群體。目前，限價房是以家庭年收入、總資產和人均住房面積等條件限定配售人群。今后還將增加重點項目拆遷、危舊房屋改造、風貌保護疏散的人群、公務員及教育系統的院校教師5個群體，具體政策很快就能夠出臺。(11月30日《京華時報》)

　　限價房推出的初衷是幫助中低收入居民解決住房問題。由此推知，北京的公務員該屬于中低收入群體，而事實上，北京公務員的賬面工資相當于社會平均工資中等稍偏上的水平，何況還有難以統計的灰色收入。為何公務員一再享受著優質社會資源？

　　限價房的配售標準應是在綜合考量家庭年收入、總資產和人均住房面積等指標的基礎上生成。只要合乎標準，不管是什么身份，一律應該納入配售的范疇。而北京建委不顧標準給公務員和教師送上這份厚禮，大約一是因為他們有收入穩定、享受國家住房補貼等優勢，房子出售后，資金回籠、周轉快；二是目前商品房價持續下行，在天津、深圳等城市已經出現商品房價低于限價房的情況；三是限價房沒有地段優勢，很可能導致滯銷。衡量利弊，擴大受惠覆蓋面是建委的權宜之策。

　　之前以家庭人均住房面積和家庭年收入為標準，現在又增加職業身份的界定，不僅操作起來麻煩，還給人一種錯覺：限價房供應將向公務員、教師等特定職業人群傾斜。如此，限價房的社會保障功能、調節商品房價格的功能就打了折扣。

　　而事實上，像拆遷戶、公務員、教師，他們中不少人都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他們更愿意選擇地段、戶型優于限價房的商品房。建委此招很可能吃力不討好。而急需其關注的是低收入群體：他們沒有穩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社會的福利，要么居于危房之中，要么整天在高價租房中掙扎。雖然他們貧窮，但他們也是這個城市的市民，他們的生存狀況理應得到相應的考慮。建議有關部門三思：或是調整限價房的定價機制使其更靈活，或是降低限價房的準入門檻，都不失為更能體現公平原則的做法。(楊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