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來，上海中遠兩灣城住宅小區掀起轟轟烈烈的整治群租行動。街道、業主、物業、二房東與群租客之間上演一幕幕驚心大戲。可隨著時間推移，人們發現，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博弈。物業貶值，業主苦惱，且回家關卡重重，如進金庫；物業公司疲于奔命，有時還遭到威脅，一旦松勁，群租現象便卷土重來，前功盡棄；群租客滿腹委屈，像掃垃圾一樣被趕出去，預付的租金分文不還；二房東們天天心驚肉跳，生怕血本無歸。而另一方面，一些二房東“轉戰”周邊小區，使群租現象更加隱蔽。(據新華社報道)

　　由此看來，市場的力量還是比行政強制力頑強得多。市場的需求明擺著在那兒生生不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群租現象及整治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折射出我們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雙重不適，這不僅僅是上海的問題，在其他城市發展過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一是事前，在城市規劃發展中、尤其是在大規模成建制拆遷重建過程中，沒有充分考慮最大限度地把原居民留在當地，沒有充分賦予原居民自我發展的權利。

　　過度消滅城中村，導致大片新樓崛起后，區域房租、物價也隨著樓價一起水漲船高，缺乏老居民和城中村及其支撐的大量中低收入的外來人口作為物價高飄的緩沖地帶。群租現象便是這種過度發展透支物價后的市場自衛行動。群租生活的不便以及安全系數有可能相對降低，是群租戶們事前考慮在內并且愿意為其相對低廉的房租付的代價。

　　二是群租現象發生后，有關方面過度迷信權力管制，導致在處理過程中，老問題沒有解決，新問題、新矛盾反而更多。群租是一種自發的市場行為，很難通過行政強制力量完全消除。而且，行政強制力量也面臨著法律依據不足的問題。不論是通過行政命令禁止群租，還是執法人員用強制手段拆除房屋或二房東在自家房屋內自行搭出的房間隔斷，都涉嫌對公民財產權的限制甚至侵犯，其合法性問題是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而群租現象，都是在自家房屋內所為，并不對其他居民的財產權和生活構成妨礙。即使一些租戶的生活規律或生活方式影響了周邊居民，那也是事后個案問責的問題，并不構成大規模、全方位取締群租的理由。

　　一些小區以《業主公約》的形式，規定小區租房必須經過業委會審定批準；要求業主簽訂承諾書，盡快清理群租業務，恢復民居原狀；對拒不整改的二房東發出限期整改通知書，等等，同樣面臨合法性不足的質疑。道理很簡單，任何團體都不能以民主的名義對公民的私人財產權利進行處置，否則，那便是“多數人暴力”。北京要求民宅從商必須經周圍業主同意，也面前同樣的法律困境。

　　上海整治群租一年多來的經驗教訓，給我們一個啟發是：政府的一切行政行為，必須在充分考慮和尊重居民財產權和市場創造自由的前提下，在合法的范圍內進行。否則，不僅可能于事無補，還有可能激發更多的矛盾。

　　□童大煥(北京 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