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財政說到底是預算外資金尋租空間過大，以及地方政府的稅收激勵機制錯位，要擺脫土地財政泥潭，一是以嚴格的預決算制度與審計徹底封堵土地尋租之門，二是改變地方政府謀生之道，形成涵養稅源與企業、消費者休戚與共的良好心態。

　　在今年兩會上，“賣地財政”成為代表及委員們熱議的焦點。致公黨的提案認為，“賣地財政”導致地方政府忽視了保護耕地的職責，是耕地減少的原因之一；而九三學社的提案則認為，“賣地財政”導致地方政府不認真落實廉租房政策。3月17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表示，從1998年到2006年，通過廉租住房制度所解決的低保家庭的住房困難，不如2007年一年解決的數量。(3月18日《法制日報》)

　　從表面上看，保障性住房與土地財政似乎是兩碼事，但實際上，保障性住房供應的缺失，與土地財政收入的膨脹與不透明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正是政府深度介入土地這一微觀市場，成為爭利的法人實體，而在提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方面缺位，才導致了一連串問題的發生。

　　但要破解賣地財政、吃地為生的困局，不像批評賣地財政那么簡單，首先要解決土地財政的激勵機制問題，不從源頭上破解謎局，一旦中央調控之手稍有松懈，土地財政怪圈將很快卷土重來。

　　最大的漏洞在于土地收益的預算外運營，使得龐大的土地財政支出成為一筆糊涂賬，成為滋生土地收益部門化的溫床。2006年土地出讓總額為7680億元人民幣，增長三成、創出歷史新高，2007年至少在9130億元以上。這筆龐大的收入未納入預算管轄范圍，不在人大監管范圍內，成為地方財政的小金庫。

　　1997年后，法律規定土地出讓收入必須繳入財政專戶，屬于預算外資金，由地方政府決定用途；此后根據國務院《關于加強國有土地在使用權有償出讓收入管理的通知》和財政部發布的《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收入管理暫行實施辦法》，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按預算級次劃分，但這些預算劃分并沒有落到實處。要改變土地管理大法小法頻出的現狀，當務之急是將地方土地收入納入地方預算管理范圍，置于地方人大與輿論的監督之下，力求做到公開與透明，以最大限度地杜絕個人與部門的尋租行為。

　　其次要給予地方政府正確的激勵機制，在1994年實行分稅制改革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權、利不對等，成為地方政府患上土地饑渴癥的一個原因。在2002年，地方政府在全部預算收入中的比重大約為45%，但卻負擔了全部預算支出的70%，這一情況并未有所緩解。

　　我們要從稅收激勵體制上進行根本變革，否則土地饑渴癥會自我加強：土地出讓規模受到嚴格控制，土地重整成本越來越高，具有優厚地租的地塊越來越少，但地方政府所需的財政資金越來越多，小塊地賣高價以規避政策的做法也會層出不窮。

　　政府有必要盡快實行銷售稅與消費稅改革，將消費稅劃撥地方政府所有，由于后者的持久增長性明顯好過土地收益，地方政府將樂于把企業與消費者當成稅收之源妥加保護，營造良好的創業與消費環境。在目前增值稅改革尚未全面鋪開的情況下，改變增值稅的分成比例則是一個過渡期的良方。

　　土地財政說到底是預算外資金尋租空間過大，以及地方政府的稅收激勵機制錯位的問題，要把地方政府拉出土地財政泥潭，一是以嚴格的預決算制度與審計徹底封堵土地尋租之門，二是改變地方政府的謀生之道，使之形成涵養稅源與企業、消費者休戚與共的良好心態。(上海 媒體從業者 葉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