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老百姓還沒有房子住，他們卻拿著政府的資源為個人掙錢、牟取私利，這哪里還像政府的公務員？”如此怒氣沖沖的一段話，來自于深圳市長許宗衡。今年深圳政府向市民承諾兌現6000套保障房，但最終仍缺口1000多套。經過一番清查發現，僅市屬單位的公務員就拿著1000多套政策性保障房去牟利。

　　可以預見的是，以上問題將會獲得及時解決，相關責任人也難逃責罰。但是，此次事件背后暴露出的問題——有關社會保障性住房，特別是經濟適用房的供給體制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事實上，不只是在深圳，全國各地有關開“寶馬、奔馳”的“大款”入住經濟適用房、一個經濟適用房“房號”被炒作到十幾萬元等報道屢見報端。

　　在我國的社會保障住房體系中，隨著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日前發布，經濟適用房逐步開始從保障住房的“主角”定位淡出，廉租房將逐步取而代之。廉租房與經濟適用房的區別在于兩點，一是保障層面不同，前者側重于最低收入階層，而后者則側重于中低收入群體；二是在提供方式上，前者顧名思義是以“出租”形式提供，而后者目前多是以出售形式提供。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適用房更像是“廉價商品房”，而經濟適用房“以售為主”的形式恰恰是目前一系列問題的制度源頭。

　　實行“以售為主”的保障住房制度需要以嚴格的管理約束制度為前提，否則就會成為引發各類腐敗行為的誘因。一方面，作為政府行政性供給的保障住房，經濟適用房的分配過程很難徹底避免人為操縱等“尋租”問題；另一方面，由于經濟適用房與普通商品房之間存在巨大的價格差距，因此通過簡單的一個買賣動作，就可以在短期內獲得幾十萬元的暴利機會。短期暴利與制度漏洞雙重因素的存在，讓“以售為主”的保障住房自然而然地成為違規交易滋生的溫床。

　　要想通過監管手段遏制違規交易，需要從法律和執行等多個方面著手，目前的客觀條件并不充分。目前中國社會的信用程度普遍較低，違規行為較為普遍，而監管執法部門卻存在人手不足、法律不到位的問題。比如在法律規范方面，中國香港地區就將社會保障住房的套利行為上升到法律層面，虛報資料獲取房源將會坐牢，而反觀內地，不僅對違規行為的懲處力度不足(最多也就是退回房產)，更為關鍵的是，由于部分政府工作人員直接卷入違規交易，讓此類問題很難被查處。

　　種種亂象集中出現在“以售為主”的保障性住房體制中表明，至少在目前的保障住房分配制度和監管現狀下，選擇“出租”而非“出售”是更加理性而現實的選擇。既然經濟適用房已經逐步退出社保住房的主流，不妨加速這一進程，讓廉租房成為保障住房的唯一形式，既可以充分解決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又能夠讓最基本的“公平”原則真正得到貫徹。(馬紅漫 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