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23日表示，對貸款人第二套住房的認定標準以“個人”為單位，并執行第二套房首付款比例至少為40%、貸款利率是基準利率1.1倍的房貸標準。

　　中資銀行對第二套房貸各自不同的標準，曾成為前一段時間備受公眾關注的大新聞，例如在認定上有的以“戶”為單位，有的以“個人”為單位；首付比例有的40%，有的50%。近日來輪到了外資銀行：花旗銀行除表示第二套住房認定標準以“個人”為單位外，還規定第一套房貸結清后，再貸款購房仍然視為“首套住房”。尚有外資銀行未公布認定標準，不知還有沒有新花樣。目前，中資銀行以及在內地開展業務的外資銀行，滿打滿算也就那么幾十家，而關于第二套房貸的標準，卻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局面，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是正常還是不正常呢？

　　“第二套”住房怎么確認、首付比例怎么規定，無疑屬于“政策”范疇。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政策都應該是“公共”的，而公共政策，只能出自管理公共事務、行使公共權力并借此實現公共目的的部門。推出第二套住房貸款限制政策，其宏觀意圖或曰公共目的十分清楚，即遏制投機、穩定房價、保障金融安全。銀行向購房者放貸是商業行為，但政府規定銀行怎樣放貸則是公共事務，何況商品房比普通商品要復雜得多。

　　商業銀行在激烈的同業競爭中為了實現自己的市場定位，為了展示自己的差別優勢，向客戶提供品種不同、條件不同、價格不同的金融服務，由此形成“百花齊放”的局面并沒什么不好。但在第二套住房貸款這種公共政策的問題上，卻不應各行其事，因為它沒有修改政策、左右政策的主體資格，甚至連政策的解釋權都沒有。長期以來我們有一個習慣，即上級頒布某項政策規定，由下級自行制定“實施細則”，但這一般也限于同類之間，例如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金融監管當局隸屬于政府，商業銀行則是企業，在身份角色上二者并不是同類，讓各家商業銀行對監管當局出臺的法規政策制定實施細則的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更何況，認定第二套住房究竟以“戶”還是以“個人”為單位，根本就不是細節末梢，而是該項政策的枝干所在。

　　第二套住房貸款這么一項重要的公共政策，金融監管當局似乎僅僅制定了上一半，而把下一半的“自由裁量權”雙手送給了各家商業銀行。這種現象，究竟屬于有人撰文指出的那樣，是政策出臺后“利益博弈”的表現，還是金融監管當局或有意、或無奈地給各家商業銀行留下了博弈的空間呢？

　　十七大報告在“深化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部分有一個新詞，即“推進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我人為，“均等化”的價值取向主要是公平。之所以強調均等化，是因為在以往公共事務管理、公共福利享用等方面存在明顯的不均等、不公平現象，例如在基礎設施、公共福利、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城鄉差別、東西部差別等。“均等化”雖然不是專門給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實施所確定的原則，但其精神內涵卻是需要認真把握和遵循的，那就是：所謂公共政策，核心是一個“公”字，理應對所有人公平對待。(劉以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