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發布的《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首次明確了廉租房制度在住房保障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指出要把廉租房制度作為“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主要途徑”。

　　在此之前，有關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文件中，廉租住房對應的只是最低收入家庭，此次表述的變化，意味著保障性住房體系將開始進入“廉租房時代”。

　　實際上，廉租房因住戶不擁有產權，而使得政府部門擁有了更大的靈活性，能夠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和租戶經濟收入的變化，及時調整入住標準和租戶主體，從而在最大程度上實現了“應保盡保”的目標。

　　當然，以廉租房作為社會保障住房的“主要途徑”，在現實操作中仍面臨一定的挑戰，其中首要的難題是，如何讓“主要途徑”的政策提法獲得具體體現。比如，究竟多大的建設比重才能夠稱為“主要途徑”？判斷比重的標準是什么，是含商品房在內的全部住房，還是僅指保障性住房？為了解決此類細化問題，需要首先明確各城市低收入群體的具體標準、數量、家庭狀況和現有住房格局。在統計數據的基礎上，按照“主要途徑”的要求，再行做出具體開發建設規劃。

　　具體數據規劃上，不妨可以參照香港地區的成功經驗。

　　香港目前約有1/3的人口租住在公共房屋，加上1978年開始實施的“居者有其屋”計劃，目前共有50%以上的中低收入者通過公共住房體系解決住房問題。這就表明，只有保證相當比重的保障性住房，才能夠充分體現“主要途徑”的政策定位。

　　但是，與香港不同的是，內地要完善廉租房制度，除了統計規劃，更重要的考驗在于地方政府在政策落實上的決心與行動。事實上，早在1999年出臺的《城市廉租住房管理辦法》中，就已經規定了落實廉租住房的管理部門和實施方案。但是近8年之后，即便是在經濟發達的城市，也沒有能夠把相關政策完全落實到位。以上海為例，2003年底該市城鎮最低收入家庭已經達到了25.3萬戶，但僅有2.48萬戶獲住廉租房，覆蓋面顯然遠遠不足。

　　廉租房政策之所以在很多地方仍停留在文件中，原因至少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地方政府對于商業性房產開發，存在利益依賴。伴隨著房價的一再飆升，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益也是水漲船高，有的地方甚至能占到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因此，讓地方政府放棄收入反而投入“賠本”的廉租房建設，難度很大。其二，為了落實廉租房建設資金來源，政策規定地方政府需要拿出部分土地出讓金投入其中，但由于土地出讓金屬于預算外收入，在財務監管上存在困難，這也成為地方政府拖延、推諉建設資金投入的原因。

　　因此，落實廉租房“主要途徑”的定位，需要在量化明確各地方目標的基礎上，設立行之有效的資金和土地落實方案，以及有力的責任制。一方面，需要嚴格土地出讓資金的管理制度，做到賬面明晰、流向公開，避免地方政府“有力不出”的問題。還需要加大中央財政對經濟相對困難的城市轉移支付的規模。另一方面，要把城市政府是否完成廉租房的指標作為考核內容進行問責。

　　建設部部長汪光燾曾表示，住房是一種基本權利，中國將“人人享有適當住房”。公眾什么時候能享受到“廉租房時代”帶來的福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