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記者和我探討兩個問題，一是關于房產的，他認為增加持有稅、減少流通稅是解決當前市場供不應求的有效途徑；二是關于土地的，他認為“招拍掛”制度使土地供應減少而地價無限增高。

　　對于第一點我完全同意，這也是我的一貫思路。當然，房地產稅收政策的變化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要減少稅收更是難上加難，增加稅收相對來說倒比較容易。從目前房地產市場存在的“癥結”來看，我認為是市場化程度還不夠，在市場化過程中，二手房市場更是非常欠發達。如果二手房流通起來了，現在的許多問題，比如市場供應不足等就都可以大大緩解，而限制二手房流通的“癥結”主要是流通環節的稅費太高，我印象中這個環節總是逐項地加稅，沒有減過稅。

　　稅務局的官員告訴我，二手房最早的稅還是新中國剛成立時政務院頒布的契稅。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發展這么多年，許多情況都發生了變化，房地產的稅收，尤其是二手房的稅收，到了該下決心進行全面系統調整的時候了。

　　對于第二點我基本不同意，土地供應不足是個不爭的事實，政府有關部門為了平抑房價，也在不斷增加土地供應。過去的三年，通過“招拍掛”公開出讓的土地的確不能滿足市場需要，但我不認為是“招拍掛”的制度出了問題。“招拍掛”的制度并不影響土地的供應量，用什么樣的方式交易，跟它的供應量沒有關系。我一直認為，主要是兩個原因影響了土地供應量：一是嚴格保護耕地的措施，使農村集體土地轉成建設用地的指標越來越少；二是城市拆遷的困難。這兩條恐怕是影響土地供應量的主要原因，而絕不是“招拍掛”這種公開出讓的制度。

　　現在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控制房價，采取了一些嚴厲措施，例如一套房規定一個價格，這些措施可能從短期的統計數字中能看到效果，但對市場機制的建立和未來房地產市場的培養是沒有好處的。每個城市不同，這些城市的市長關注房地產的角度也應該有所不同，例如像北京、上海這些特大型的國際化城市，市長們應該關注的是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問題，至于寫字樓的價格，高檔、豪華公寓、商業用房的價格就應該讓市場去決定，所以在這些城市中，市長應該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解決普通的中低收入老百姓的住房問題上，這部分的房價應該是聽市長的，其他的房價就應該聽市場的。

　　但是，對一些中西部地區的小城市，高檔住宅、高檔公寓、高檔寫字樓占的比重非常少，住房中絕大部分比重是普通老百姓的住房，那這些市長們關注的范圍可能要更大一些。而讓北京、上海的市長去關注和控制這樣國際化大都市中高端市場的房價，的確是不科學也是不現實的。(作者為SOHO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聯席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