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取消住房配給、進行商品買賣的房地產市場化進程中，住房的社會屬性被邊緣化。如何平衡住房市場化和住房保障供給成為現階段中國社會一大問題。今年開始，隨著各地方政府落實政策，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成為政府工作的主要部分，住房的社會屬性被重新挖掘，成為市場熱點。2006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建設部等九部門出臺的《關于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的意見》中明確提出要優先保證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含經濟適用住房)和廉租住房的土地供應，其年度供應量不得低于居住用地供應總量的70%。

　　現有住房保障制度不能體現公平原則

　　五合國際總顧問劉力博士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現有的住房保障制度主要由公積金制度、經濟適用房制度、廉租房制度組成。由于過度關注住房的市場化，加上住房保障問題提出時間相對較短，制度的設計在實施過程中暴露出不少問題。

　　從住房公積金制度來看，覆蓋面小，公積金管理混亂，導致資金挪用、擠占事件時有發生。從經濟適用房制度的實施結果來看，從1999年至2004年間，經濟適用房累計開發三億平方米，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供給壓力，同時對市場平抑房價起到一定作用。但不可否認，制度的不完善、市場信息的不透明帶來購買主體出現偏差，擠占了中低收入群體的購買機會。同時部分開發商以經濟適用房的名義開發中高檔商品房，以博取經濟利益，嚴重背離了經濟適用房的初衷。

　　而從廉租房制度的實施現狀來看同樣遭遇了不少問題。比如根據目前的國家規定和各地的做法，廉租房的分配對象主要是具有城市戶口的雙困難戶家庭，這一戶口的限制條件將流動人口、農村進城打工群體等排斥在外，對部分外來人口占總體人口較大比例的城市如上海、廣州，不利于該部分住房弱勢群體的生存，不能體現公平原則。

　　住房保障首先需要信息透明

　　“國外住房保障進行有效的國家無不具有一個完善的信用制度的基礎，在收入透明，財產統一登記的前提下，才能正確地對困難戶提供相應的保障性住房，以避免出現信息不透明而導致購買對象出現偏差。”上海五合智庫總經理鄒毅告訴記者，在美國通過稅收和金融監控，確定家庭收入為所在地區中等收入家庭的80%以下者，才可申請住房補助。

　　20世紀50年代日本在確定公營住宅的補貼對象和補貼標準時，把低收入家庭的月收入劃分為低于11.5萬日元和11.5萬日元至19.8萬日元兩個層次，處于這兩個線內的國民才可向政府提出申請。這些規定的實施需要不斷的進行個人信息的統計和更新。

　　我國在2007年剛通過的物權法中規定居民需要統一登記不動產的產權，這種登記制度對抑制房地產市場投機過熱的現象有監控和防范作用。對國內部分市民購買經濟適用房進行投資行為的市場現狀從需求角度，并進而延伸到供應進行兩方面的控制。

　　當然，住房保障體制的構建應當在法律支持、政府引導和市場體制完善的前提下，落實到實處，采用何種手段對中低收入等困難群體提供幫助，應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從國外住房保障制度比較成功的國家來看，不外乎采取優惠信貸支持、發放住房補貼、低價房供應、稅收減免等政策。

　　住房保障政府主導必不可少

　　鄒毅認為，住房是生活必需品，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社會貧富差距的現實使之都僅僅是一種商品。無論該國商品市場化程度多高，具有公共產品屬性的住房，其理應由政府參與主導市場供應。

　　根據廣州市近期建設規劃顯示：規劃期內建設各類住房56.24萬套，總建筑面積5350萬平方米，其中政府保障性住房11.43萬套，其余為市場主導型商品住房和政府調控性普通商品住房。政府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新社區和經濟適用房，分別針對雙特困家庭住戶，中低收入廣州戶籍居民困難戶、拆遷戶等。

　　廣州的房價日前不斷上漲，受到市場的關注，短期抑制房價未必是一個有效的調控目標，但是完善城市的住房保障體系，為中低收入甚至更困難的公民提供住處，卻是一個從中長期可以預期的穩定房地產市場，讓社會資源更有效分配的一個方法。

　　國內急需出臺一部綜合性住房保障法

　　劉力表示，住房保障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政策，需要有效的法律支持。美國1949年通過的全國可承受住房法提出讓每個家庭能夠承受得起一套環境適宜的住房。日本于1951年頒布的公營住宅法，根據該法，政府投資建設了大量公營住宅，為二戰后全國性的嚴重房荒起到緩解作用。中國現階段已經出臺的法律和行政法規，很多都是在市場變化的實時應對，存在不少缺陷，不能為住房保障制度的完善提供有力的支持，現階段，國內急需出臺一部綜合性的住房保障相關的法律，在此基礎上，制定一系列的實施細則，用以全面的進行住房保障體制的建設。

　　劉力告訴記者，事實上，從中國城鎮住房制度的改革推進，中國住房保障制度在適應城鎮住房供應商品化過程中已經逐步建立，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后，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擴大住房建設和供給上，住房保障沒有引起社會的關注。在住房供需兩旺的市場化進程下，住房保障體制改革遲遲未有實質性進展，以致出現加劇社會分配的不合理，進而引起社會對前期住房改革思路的質疑。(洛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