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6月份開始，市民如遇物業糾紛，可到由北京市司法局、市建委聯合開設的專門咨詢機構——“北京市物業管理糾紛人民調解指導委員會”尋求幫助(5月30日《新京報》)。

　　這則新聞有著諸多的“亮點”：兩個站在這家新生的專門咨詢機構身后的“婆家”——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建委；一個幾乎囊括所有物業糾紛情形、糾紛主體的調處范圍；還有一項有些“半行政半司法”性質的機構設置架構——市、區(縣)兩級設立指導委員會，負責領導和協調，在街鄉、社區兩級設立調解委員會，負責具體個案的調解。

　　嚴格來說，有些“亮點”或許是值得商榷的，一個直接“嫁接”現有人民調解制度，且由行政機構主導的準司法程序，無論是在程序正當性上，還是在司法效力上，都是個頗讓人琢磨的新生事物，而比較自然的疑問也許更會接踵而來：它在由訴訟、仲裁、復議，以及人民調解構成的既有司法或準司法制度體系中將扮演怎樣的角色？站在其身后的行政部門決定的是其行政定位還是司法定位？它究竟是民間組織還是官方組織？由這樣的調解委員會作出的調解效力如何？在現有的情況下，它又是否能發揮足夠的救濟功能？

　　不過，務實者也許會排斥這種似乎有些過分本本主義的一連串追問，而對那些正困惑于物業糾紛的利益攸關方而言，這項新的舉措可能就像是“久旱逢甘霖”——一直以來，與住房日益商品化同行的是，業主、物業、開發商因商品房買賣、使用、維護糾紛形成的多年纏斗之局。而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也許就在于：在住房飛速商品化市場化之時，房地產市場法律制度卻還遠未完善，而市場監管依然存在缺位。

　　因為從實質上而言，這還是一個不成熟的市場：真正規范物業關系的國家大法《物權法》今年3月出臺，正式施行在10月之后，就是長期扮演物業糾紛裁判者角色的《物業管理條例》，也是2003年才出臺；而現實又是這樣的一番景象——力量分散的業主、定位模糊的物業、強勢主導的開發商，碰到一起也就難免演繹出或開發商、物業與業主頂牛，或業主與業主自傷的無奈之劇了。

　　而一個突出的矛盾正在于，與這些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的糾紛相伴的卻是過于單一的救濟途徑——到人民法院起訴。但在訴訟公平背后，掩蓋的往往是懸殊的實力和精力，充斥著“沒有時間”、“沒有勇氣”、“沒有錢”、“耗不起”的尷尬和無奈——過分剛性的訴訟救濟渠道對于相當多數的人而言，成本過大，損失也過大。

　　如果承認這種“私權平等”表象下的不平等救濟落差，如果承認這個欠成熟的市場中公權制衡的必要性，那么一個由行政機構主導的準司法救濟機制的回歸應當被看作是利好消息。雖然它不可能替代“正統”的司法體制，雖然它的司法救濟效力有待觀察，但是也許正是這種靈活性和權威性提供了它可資利用的“盈余”價值——更為經濟的糾紛處置時間，更為靈活的調處人員構成，更富彈性的溝通交流機制，更易被接受的糾紛解決氛圍，更具平衡性的居中裁決角色……

　　增加一個“物業糾紛人民調解”的救濟渠道其實就是做加法，只要它給我們帶來了好處，那就是值得肯定的舉措，倘若以后能更進一步完善成類似仲裁的可執行效力來源，那就善莫大焉了。(唐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