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部部長汪光燾日前說，中國將“人人享有適當住房”。這肯定是一個不錯的判斷，也是絕對真理。他的這一說法，也讓輿論再度關注住房問題。討論的核心，直接指向政府責任，指向對現有高房價的調控和住房保障機制的缺陷。

　　讓人人享有適當住房，是政府的責任；對房價高企、房地產經營中的賣地經濟、錢權勾結要出重拳打擊；要盡快建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這些都沒錯，誰都不會反對。可政府責任如何落實？大而化之、無的放矢的論述，起不了太大作用。

　　究竟誰住不起房？看似好回答：老百姓，窮人，中低收入者。可進一步問：什么樣的老百姓，收入多少的窮人？房價在什么樣的一個價格區間合理？現在到底有多少人沒房住，經廉房建多少合適？誰能給出一個權威數字？政府的相關部門有沒有做過統計分析，媒體有沒有調查追蹤過，評論者有沒有真實可信的研究？

　　說一句不能讓老百姓沒房住，要讓人人享用住房不難，可怎么保障呢？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輿論，僅做真理式的價值判斷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保障百姓住房，不是一種政治表態，需要有的放矢、切實可行的方法和手段。

　　在住房問題上，輿論有意無意地進行了選擇性認知。它將注意的焦點放在了房價高，老百姓買不起房上——這是實情。但另外一部分實情是，在房價短時間內翻倍的情況下，購房需求并沒有降低。

　　我住在北京，我知道北京的房價漲勢驚人，四環以內的房子都在萬元以上了。可周圍的人，好像沒誰沒房住。當然，很多人是“房奴”，每個月背著幾千元的房貸。可“房奴”們不見得只有一套房子，不少人都在出租房屋，用租金貼補房貸。大家也會驚叫房價太高，可“驚呼”者中，不見得真沒房住要買房。

　　這么一說，肯定要被人罵。認為我是以“有錢人”的趾高氣揚在說話。如果罵人有助于解決問題的話，我可能比你罵得還兇，可這有什么用？我們要討論的是住房問題，如果想要對目前的住房情況做一個客觀的判斷，就必須了解全部情況，任何的視而不見有意回避，都可能使政策的制定、觀點的表達陷入偏頗。

　　確實有買不起房的人。比如，剛畢業兩三年的同事，漂在北京的年輕人，他們目前的收入不足以供房，只能租房住。中國人的觀念是“居者有其屋”，這個“有”，就是要有產權。實際上，即便是經濟發達國家，也不可能讓人人都有產權房。這話說出來又要被人“扔磚”，不過這是大實話。

　　那到底有多少人沒房住，多少人租房住，其相應比例有多大，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政府部門或權威媒體的統計數字。大家給出的都是一個籠統的“老百姓”，或者“中低收入者”的概念。

　　去年，建設部的調查說，2005年，北京人均住房建筑面積32.86平方米(新華網2006年7月4日)；而《北京住房建設規劃(2006年~2010年)》說，到2010年，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到30平方米左右(《北京青年報》2006年10月8日)。

　　兩個調查，兩個截然不同的數字。而且，誰都沒有北京無房戶或者住房不達標戶的準確數字，結構分布。也就是說，你根本弄不清有多少戶需要在政府的幫助下解決住房問題。

　　那政府關于每年建多少平方米經廉房的數字是如何計算的？我咨詢過相關部門的專業人士，他跟我說，其實就是一個拍腦袋想出來的數字。而這個數字，表態的意義要大于現實效果。由此想到一位官員朋友總結的官場潛規則：“情況不明決心大，問題不清辦法多。”

　　連情況都沒弄清楚，怎么就敢定規劃？

　　再有，一些地方政府推出了“兩限”房，比如北京，每平方米限價6000元左右。這個價位又是如何定的，依據是什么？假想的購買人是中等收入者，以北京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不足3000元算，所謂的“中等收入”，根本買不起名義上建給他們的“限價房”。

　　因為房價過高，就有人寄希望政府限制房價，或者建一定面積的經廉租房來平抑房價。我看有些一廂情愿。有數據說，廉租房提高5%，房價會降低3%~4%。可有資格住經廉房的人，并不是商品房市場上的“買方”，他們不對供需關系產生影響。也就是說，即便在廉租房的沖擊下，房價有所下降，原先買不起房的人照樣“望房興嘆”。

　　在阻止房價攀升方面，政府能做的是清除賣地經濟中的黑幕和錢權交易，它不可能對房屋的最后價格進行限制。我相信，如果土地交易中的一些黑洞補上了，房價會有所控制。可絕對不會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樣，房價一下子降一半或者三分之一。

　　再說，政府的強行干預措施，到頭來受益的未必是老百姓。政府的責任不是強行限價，而是對居民的住房情況、購房力，包括價格承受力有一個科學評估，并在此基礎上，切實給那些需要保障的人提供有效的住房保障。

　　該補的黑洞補上了，該保障的保障到位了，其余的問題就可以交給市場解決。(馮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