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國家發改委固定資產投資司公布的一季度房地產市場運行情況顯示，今年以來，房價漲幅總體平穩，但深圳、北京、廣州等中心城市的房價漲幅依然“名列前茅”。如深圳同比上漲10.7%，長沙同比上漲10.1%，北京同比上漲9.9%，廣州同比上漲8.6%。

　　深圳、北京、廣州等特大城市的房價上漲，應當說基本符合“市場供需論”。不過，我們應理性看待“數據迷霧”制造的“平均假象”。用一個均值來衡量城市某個階段的房價上漲或下降，未必科學合理。比如，廣州市近日發布消息稱，廣州市3月份新樓均價比2月份下降了近700元。但專家表示，低價位樓盤交易量增加，是3月廣州樓價均價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以深圳為例，深圳房價同比漲12.3%，其中商品房中別墅漲幅最高，如此一來就有可能“掩蓋”了普通住宅漲幅并未達到12.3%的事實。

　　盡管如此，筆者依然認為：一線、二線城市房價上漲過快，事實上正在逐步改變城市的吸引力，有可能產生城鄉發展格局的微妙變化。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呈現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勢頭，即由于歷史原因所造成的二元化機制，造成農村勞動力、資金等資源“倒流”城市、中小城市人才資源“扎堆”涌向大城市的局面。像深圳、廣州這樣擁有大量外來人口的城市，客觀上刺激了對商品房的市場需求量，造成“人多地少”的資源緊張。但當土地成本飛漲，就會產生“蝴蝶效應”——首先是城市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開始下降。外來人口在收入增幅遠低于房價漲幅的情勢下，會逐漸得出生存成本過高的結論，從而選擇自發離開。

　　高房價、高昂的土地成本，還會給企業投資帶來較大影響。高房價引起的人才流動趨勢變化，土地成本上漲過快而造成企業買地、租樓費用攀升，為了留住員工，需要支付更多的工資福利，都使得部分中小企業開始實行戰略轉移。事實上，近年來內地一些經濟發展較快的城市，憑借土地等基礎資源的“價格優勢”，已經與深圳、廣州開始了對外來投資、人才的爭奪戰。可見，高房價間接影響了深圳、廣州等城市的競爭力。

　　深圳、廣州和北京的高房價，固然由多種因素而造成，其中包括一定程度的“炒作泡沫”。不斷上漲的房價會集體強化人們“房子升值”的概念，擁有較強經濟實力的人會繼續投資第二、三套房子，剛畢業的年輕人會基于“再不買房就更買不起”的擔憂，全家集資購買住房，客觀上推動了商品房需求量增加，造成房價繼續上揚。

　　股市、房市是一國經濟的晴雨表，中央、各部委到地方政府頻頻出臺調控政策，而房價增速依然“醒目”，因此，一方面需要我們反思政府監管與行政干預的邊界，采取更符合市場理性的各種“杠桿”手段，來剔除高房價背后的過熱因子；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在為中低收入群體提供廉租房、經濟適用房上多下功夫，保證房市分層次、分階段滿足人們不同需求。(畢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