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置土地誰之過？

　　交通便利地段，摩登高樓相伴，圈有完整圍墻，罕有開建跡象。在北京，這樣的奇怪場所處處可見。除了那些撂荒的，這些整幅土地常常被人誤以為是臨時的停車場、廢品站、堆土場、農貿小市場。只是這些完整圍墻上偶然寫有的文字，透露土地的歸屬——“規劃項目：某某國際中心”。

　　現在，這些土地有了輿論共知的名字：閑置土地。根據國土資源部最新發布的閑置土地“黑名單”，在北京，這樣的奇怪場所多達160宗，總面積703公頃。

　　而在全國，這樣的閑置土地達到了1457宗，總面積超過9772公頃。“閑置土地中約70%為住宅用地，這就不得不引起上至業界下至普通百姓的關注了。”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鐘偉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如此對比分析。

　　“黑名單”公布之后，輿論沸騰至今。對此閑置土地數量、統計方法雖有不少爭議，但各方關切的焦點很快就集中在“土地閑置誰之過”之上。

　　政府：國土與規劃矛盾依舊

　　國土資源部的閑置土地黑名單根據原因做了分類，成為兩張表格。第一張表格統計了“因政府原因造成的閑置土地”，共849宗，占比58.3%。而今年年初，國土資源部副部長 小蘇曾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估算，政府原因造成的閑置土地占比54%。

　　“政府原因讓開發企業有說不出的苦。”鄧大偉(化名)負責的一家中型房企北京分公司，2007年底在北京市房山區拿下一幅土地，本以為可以隨行就市賺到一筆，沒想到這塊地在他手里成了這份黑名單上的閑置土地。

　　他介紹說，拿到這幅土地之后，征地拆遷尚未完成，政府方面應當參與拆遷的相關部門“工作需要企業反復去催促”。到2008年中，好不容易把這塊地變成了“凈地”，開發的其他前提條件仍未具備。“房山區某鎮的總體規劃一年間變了三個版本，控制性規劃更是變了不知道多少次。”

　　鄧大偉認為，“這是國土和規劃長久以來的矛盾體現。”很多地塊的規劃并不完善，就開始進入實質性開發階段。比如房山區不少的商業服務業用地，開發商從房山的發展、附近住宅項目的發展中看不到馬上開發的價值，只好擱置。

　　而8月12日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原北京市規劃院院長、高級城市規劃師柯煥章表示，從根本上來看，國土與規劃的矛盾始終存在。“現在房地產這么火暴，工商、城管、城建，哪個部門都想參與進來，那就都要對閑置土地帶來的問題負責。”

　　地產商：炒地動力與拆遷壓力互博

　　房價壓力最大的“北上廣深”中，北京閑置土地宗數位居第二，將廣州、深圳合并統計的廣東以324宗位居第一。但意外的是，上海閑置土地數量為零，同樣為零的還有寧夏、西藏等西部省區。

　　對此，鐘偉分析認為，地王現象是最好的解剖樣本。“有媒體統計說北京的閑置土地主要是2004年的“8·３1”大限之前落到企業手里的，和炒地沒關系。我不認同這一點。2004年拿到的地正準備全面開發的時候，地王出現了，拿地的人從貸款壓力中看到了暴漲空間，也看到了保障。”

　　鄧大偉認為，閑置土地的主要持有者都是大財團，特別是一些有央企、國企背景的大財團。“他們有實力推高地價、整出地王，就能承擔土地閑置的壓力和風險。”

　　柯煥章認為，炒地的動力無可厚非，因為分享炒地收益的還有地方政府。“閑置土地這個概念本來就不嚴謹，之所以提出來，主要目的之一也是為了規范各級土地市場。但目前看來，閑置土地的管理辦法還很粗放，開發商的炒地熱情轉變成了炒地的負面效應。”

　　但是，無論是研究者鐘偉，還是操盤手鄧大偉，都對拆遷壓力感受明顯。“土地為什么從伸手可取的寶貝成了想甩掉的包袱？拆遷的矛盾太大了。”鄧大偉笑稱，當初重慶的最牛釘子戶只是武術冠軍，現在的釘子戶已經開始自制土炮。

　　與拆遷矛盾相伴隨的，是越來越高昂的拆遷成本。鄧大偉告訴本報記者，房山幾個正在熱度開發的城鎮，拆遷成本和三年前的三環內成本相當。“很多閑置地不是開發商想閑置，而是拆遷消耗了大量財力和精力，接續不上。”

　　鐘偉則認為，盡管政府方面對拆遷辦法做出了很多完善和變革，但實際效果并不明顯。“現在各級政府一提到拆遷就頭疼，唯恐避之不及。很多銀行連給企業授信都要考慮拆遷因素。這些壓力，都傳遞給了地產商。”本報記者  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