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大漲并非炒作所致

　　5月以來，伴隨著物價上漲，多個重點城市的住房租金也明顯上升，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天津、大連等城市的房租同比普遍上漲15%至20%，部分地段好、交通方便的房源，房租漲幅甚至高達50%。甚至有媒體稱，房租上漲“堪比綠豆”。

　　對于前一段時間綠豆、大蒜等小品種農副產品價格的暴漲，發改委等部門給出的權威解釋是，“幕后有游資在串通哄抬”。同樣，房租上漲也被部分專家解讀為“中介趁機抬價和炒作的結果”。

　　表面上看，房屋中介公司確實有炒作的嫌疑。在二手房銷售量冰凍之后，房屋中介公司的生存遇到問題，希望通過租賃市場彌補收入的損失，租金上漲有利于中介提高收入。因此，要是能夠炒作，它們是有炒作動機的，攛掇房東提租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全國很多大城市“全面開花”式的提租行為，應該不是中介公司炒作一番就能辦到的。

　　首先，中介行業分散，市場集中度較低，而租賃市場又十分龐大，個別中介機構不可能成功炒作甚至操縱租金價格。以北京為例，目前，市場上大大小小的房屋中介機構超過2000家，前五大中介在租賃市場上的份額，顯然不足以決定價格。

　　其次，作為房屋租賃市場的供給方——房東，比中介機構更分散，人數眾多，不可能主觀愿意就能形成“價格共謀”。除了通過中介機構外，還有相當部分房屋租賃是房東與租客直接談判達成的。如果為數眾多、分散全國各地的房東都能形成“價格共謀”，那我們將很難再信任市場經濟。

　　因此，在房租上漲過程中，中介至多是推波助瀾，而不可能是始作俑者和主導者。房租上漲的原因，應遠遠不是中介炒作這么簡單。

　　房租不斷上漲的基礎，無疑應是房屋租賃市場“供小于求”的趨勢性關系。

　　如果說，高房價下越來越多的居民被迫選擇“轉購為租”，在短期內增加了租賃需求，是房租上升的初始動因。那么，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并定居，是租金上漲的中長期推動力。與上世紀80、90年代不同，近五年來，人口流動呈現出的明顯趨勢，一是向大城市聚集，二是移民傾向加劇。其中，最典型的是，大學畢業生住房需求龐大。大學畢業生、公司白領、事業較成功的自由擇業者等紛紛進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且“穩定居住”的持續時間逐年加長。

　　以北京為例，近幾年該市的常住人口數量持續攀升。截至2009年末，北京常住人口達到1755萬人，比2008年末增加60萬人，北京已經連續三年年均增加常住人口50萬人以上。如果以人均25平方米的居住面積計算，每年新增人口所需的住房面積高達1500萬平方米，折合建筑面積約1900萬平方米，以每套100平方米算，也高達19萬套。而近年來，北京新建商品房遠不足以滿足這一新增住房需求，因此，新增人口的住房需求將主要通過租賃市場來滿足。

　　另一方面，整體物價的上漲也對租金上升產生推動力。今年以來，包括糧食、蔬菜在內的多種商品價格顯著上升。今年5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漲幅突破3%，創近19個月來的新高。比較效應加之房屋維護成本的提高，也助長了房租的上漲。

　　不過，對于房租上漲的負面效應，政府有關部門也應引起重視。以目前的租金水平看，部分城市的城鎮居民租金占收入的比重已接近40%，生活壓力已然過大。而作為城市的管理者，在房價過快上漲時，出手調控防止資產泡沫；在房租價格大幅上升之際，更應當出臺相應措施保障住房民生。記者 林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