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哪個國家的國民會像中國的國民這樣關注教育、關注高考。高考對很多中國人來講不僅是一次升學考試，更事關一個人的前途，甚至是一個家庭的幸福。從法律上講，教育機會平等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合法權利；從社會管理角度講，高等教育作為重要的公共資源，合理的分配事關社會公平。那么中國的高考是否存在地域歧視呢？這是每年“兩會”上都備受關注、且被人大代表反復提及的話題。有研究機構的調查數據顯示，在2004年，北京大學在北京地區招收380人，清華大學在北京地區招收360人；而同年，北大在河南招收72人、貴州招收32人，清華也差不多。然而，這樣的數據結果是否就一定表明了存在地域歧視呢？社會各界理應通過理性的對話和思考表達自己的立場。為此，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在“兩會”期間組織了人大代表、教育部門官員、專家學者就“高考地域歧視是否存在”問題進行了對話。本版特摘登其中一些觀點。

　　———編者的話

　　葉青(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在制度上，高考地域歧視的確存在。在目前的高考制度下，雖然各省的試題不一樣，分數失去了可比性，但問題依然存在，主要體現在全國性高校的招生指標在各省之間的分配不平衡。基于此，比較公平的做法是按各省的考生數量向各省分配招生指標。

　　張瓊(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五峰縣教育局副局長)：首先我們來看網上的一組數據，北大在北京市招的學生占其招生總數的13%，而其他全國各個地方的學生加起來只占北大招生總數的87%，平均不到3%，類似地，上海復旦大學在屬地招生40%，武漢大學在屬地招生50%，浙江大學在屬地招生70%。這些直觀的數據表明，高考招生中存在嚴重的地域歧視。要解決這個問題，全國性高校應當按照各省的考生比例確定各省的招生名額，而且全國一張卷并不是很公平的做法。

　　遲夙生(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遲夙生律師事務所主任)：既然我們國家的憲法規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在全國范圍內所有人的受教育權利也應當是平等的。目前我們只能拿有限的錢辦有限的大學，所以，我們應該保證全國各地的考生機會平等，全國統一錄取分數線，只要考生能考過這個分數線，就應當被錄取，這樣才能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現在高考政策恰恰更不公平了，上海、北京的大學比較多，那里的孩子恰恰以更低的分數線，甚至低于黑龍江考生100分的分數線進入當地的名牌大學。

　　鄭若玲(廈門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目前的高考制度是相對合理的，如果從理性的角度來分析的話，這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高考錄取分數線的地域差別，主要原因表面上看是高考錄取制度造成的，但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更重要的，即高考教育資源分布不均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水平的地域差距帶來了分數線的差異。高校招生中的地域差異的確是存在的，但這個問題很復雜，很難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

　　熊文釗(中央民族大學法律系教授)：高考制度上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實際上是機會要均等，現在的高考制度離公平越來越遠了，我主張應該全國統一考試。只有考試統一，才能有一個統一的衡量標準，否則，是否公平就很難衡量，公平也就無法保證。目前按照計劃經濟思維分配名額是很主觀的做法。

　　我們要以統一考試作為基礎，然后向西部傾斜，包括對少數民族降低分數線，這種照顧是有理由、有原因的。

　　張千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首先我們討論的出發點，是我國憲法規定的平等權，界定平不平等并不簡單，區別對待不同地區的考生未必意味著不平等或歧視，如果有拿得出手的理由，為某種區別對待提供一種依據，那么這種區別對待就不是歧視，但如果沒有拿得出手的理由，那么這種區別對待就只能算歧視了。因此，高考制度中的一些區別對待應當具體來看。

　　比如，如果北大對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和海南等某些邊遠地區降低錄取標準，我們說這個理由應該是能夠找到的，比如西藏地區教育本身不是很發達，我們要保證足夠數量的西藏考生能夠進全國性的、教育部或其他中央部委直屬的重點院校學習，這樣不僅能保證地方發展的均衡，也有一個民族多元化的價值。但對于西藏和新疆的理由對北京并不適用，如果北大對北京市本地的考生降低錄取標準，我們就要追問這樣做的理由。如果拿不出站得住的理由，我們就只能說這是一種地方保護主義，或者說是一種地域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