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在線】：政策上決不讓基層大學生吃虧

　　大學生到基層就業成為最近的熱門話題。大學生到基層就業的障礙在哪里？就業的天地到底有多大？是權宜之計還是長期行為？3月7日晚上，正在北京參加兩會的中國農業大學黨委書記瞿振元委員、武漢大學校長顧海良代表和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委員，應邀參加由《中國青年報》與新浪網聯合舉辦的2009年兩會系列訪談，就此話題展開討論。

　　大學生不愿去基層情有可原

　　顧海良代表說，湖北中部一個中等城市搞了個調查，發現他們那里出來的學生，畢業時平均每十個人只回去了一個。

　　“這說明大學生還是回去得少，大量擁擠在大城市。這是情有可原的。”顧海良代表說。他認為，盡管高等教育實現了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但大家一般都希望到經濟發達地區，到科學技術先進一點的部門、行業就業。“我們對就業的期望、就業的追求無可非議，但是任何一個就業問題都是一個社會問題，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有些崗位供求會發生很大變化。”

　　瞿振元委員也贊同這個觀點。在他看來，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從大城市到中等城市，到普通鄉鎮，甚至到邊遠的農村，之間過大的差距，會在人才流向上、就業流向上造成問題。

　　“但是這兩個問題也是一個循環，越窮的地方越沒人去，越沒人去改變那里就越不行。”瞿振元委員說，“站在現實的角度來說，你想要去大城市、大機關、大單位情有可原，但這個選擇在另一方面又限制你，當大機關、大單位、大城市裝不下的時候，到哪兒去？”

　　瞿振元委員說，我們還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到大眾化教育的轉變。1998年高校擴招，當年招生108萬，而今年一屆畢業的大學生就有611萬。這組數字看似很龐大，但是在顧海良代表看來，大學生實際上不是多了，相對還是少了，只不過就業的方向和結構都不合理。但是在現行條件下，就業方向結構一時難以得到改進。

　　現在這種狀況下，合理的就業趨向，同時也是個人可能去的合理崗位，在哪里？瞿振元委員說，“我認為，應該把大學生引導到基層去。”

　　大學生到基層不是在荒廢時光

　　2003年，團中央、教育部啟動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郗杰英委員的兒子成為第一批志愿者。很多人不理解：你的孩子在北京出生長大，干嗎要到下面去受罪啊？

　　郗杰英委員不同意這個說法。1969年，還是一名初中生的他來到北京玻璃總廠，從學徒工干起，從月工資16元開始掙起。多年后回顧這段生活，郗杰英委員說：“基層首先是能夠幫助我們了解我們這個國家最基本的狀況，了解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這些認知能讓我們終生受益。”

　　盡管兒子這一代的年輕人與自己年輕時完全不一樣——他們視野開闊，文化程度高，但是郗杰英委員說，他們與人交往的能力，對基層的了解、辦事的能力、動手的能力，還顯得比較弱，應該到基層去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

　　郗杰英委員的兒子在云南做了一年的志愿者。這一年在基層的經歷讓兒子開闊了眼界：兒子要給農村青年搞圖書館，就動員北京的各個單位捐書，捐了書之后，圖書館怎么辦？怎么搞圖書編碼？怎么讓大家登記？他要自己一樣一樣去落實。

　　這一年兒子的收獲太大了：知道了農村集體選舉是怎么運行的，知道了計劃生育工作怎么開展，知道了怎樣在云南種煙葉……最重要的是“他把書本知識變成社會知識”。郗杰英委員說：“不要認為到高科技的地方就是好地方，白開水有白開水的味道，基層有基層的味道。”

　　顧海良代表與郗杰英委員有著相同經歷。也是在1969年，初中還沒有畢業的顧海良就去了農村。他當過農民，當過生產隊會計，也當過民辦教師。“我對中國國情的理解都得益于這個年輕時的經歷。”顧海良接觸過的很多優秀人才，絕大部分也都是從基層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大學生下基層不能在政策上吃虧

　　在采訪中，相當一部分大學生對基層心存這樣的顧慮：同時畢業的大學生在農村和城市的命運迥然不同。以醫學院學生為例，在城市醫生的發展可想而知，而在農村當村醫，他的前途在哪里？

　　“現在的學生權利意識很明確，民主意識很強。在全社會按經濟規律辦事，勞有所得、按勞取酬大原則下，政策導向是非常重要的。”郗杰英委員說。他以美國開發西部為例，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西部？因為它有很強的政策傾斜。“一方面我們的思想教育，要讓他認識到基層對他成長的重要性、成才的重要性。另外，在物質生活方面也要設有利益機制。”

　　這幾年，相關部門出臺了不少鼓勵大學生去基層服務的計劃，比如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農村教師特崗計劃、大學生村官計劃等等。最近剛剛出臺的國務院七條促進大學生就業措施中，對大學生到基層就業有相當大的優惠。

　　“在有安排又是比較現實的情況下，作為一種導向——到基層去，也是當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合理選擇。”瞿振元委員說。目前看來政府有兩種政策，一是過渡性的，一是相對長一些、準備在基層的整個組織中、甚至是企事業單位各個方面發揮作用的。他強調，無論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政策，政府有關部門一定要把有關政策想得更明確一些。

　　“在市場經濟這樣的條件下，大學生的就業問題，現在當然有很多短期的措施。但是從國家來說，應該考慮中長期應對就業的戰略。”郗杰英委員提醒，“從大學生培養的途徑來說，他本人要體會到基層對他的成長作用。從國家政策的角度來說，應該讓下基層的人、能吃苦的人，在政策上不吃虧。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合情合理且公平的。”

　　顧海良代表表達了與他們一致的看法：無論是哪種政策，都要對年輕人負責。他以大學生當村官為例，每年他都要送去基層當村官的武大學生，到了畢業設計的特殊時刻更要去與學生們談心。他問學生們的想法，學生們的回答很多元化。“多元選擇是正確的，不能只有一種選擇。”顧海良代表說，“ 政府要自始至終對這些人負責任，提供多種選擇，當然這個選擇并不是由計劃經濟包起來。”

　　大學生下基層政策定要落實到位

　　一個學生給郗杰英委員打電話：郗老師，聽說中央對大學生就業有很多政策，但是我到工商局去問有什么優惠政策，他們的回答是“不知道”；我去銀行貸款，他們說：“你小青年貸什么款？”

　　這個電話讓郗杰英委員深有感觸：“政策的落實還需要時間，政策能否有效還需要評估城鄉差別。”國務院出臺了七條促進大學生就業的措施，可他更看重的是“第八條”。

　　“這么多好措施，怎么讓大學生直接感受到，而不是說著好聽、看著好看。得管用。我說的‘第八條’就是明確責任，要落實這個事。”郗杰英委員說，“現在我覺得這件事光靠學校不行，單靠工商部門、單靠銀行也不行。大家各負其責。這個時候，最關鍵的就是落實。”

　　中國農業大學每年有3400多名應屆本科畢業生，2006年以來每年都有500多人到農村和基層單位就業，同時還有一部分學生到農業生產一線自主創業。他們中的很多人成為當地的骨干。對此，瞿振元委員很有成就感。而在成就感的背后，是很多外人看不到的學校所做的工作，甚至到了事無巨細的程度——大力宣傳國家政策，爭取讓每個學生都心中有數；校內出臺配套措施，比如對到西部或艱苦地區基層單位就業3年以上的未獲國家助學貸款或貸款未達標準的畢業生，給予差額獎勵等；更要與到基層工作的畢業生保持密切聯系，在他們需要的時候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讓他們感到在基層不孤單，有在基層繼續工作下去的意愿……有人評價，這么多瑣碎工作，不是學校應該做的事情。對此，瞿振元委員也同意，“把這個事情過多地推給學校，推給教育，其實是不公平的。就業問題其實是社會問題。”

　　顧海良代表也有同樣的看法。“這個問題需要全社會來關心，各級地方政府要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這不是學校自己的事。學校做了很多工作，一旦學生下去以后發現不是這么回事，對他們來講也會造成其他想法。”他說，“政策怎么落實下來，落實到位，使下去的人不感到吃虧，不感到心寒，這太重要了！” 本報記者 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