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面向農村小學的中等師范教育萎縮嚴重

　　編者按：中等師范教育的萎縮乃至消亡，早已成為難以扭轉的趨勢。國家提出三級師范向兩級師范過渡，其出發點是要提升中小學師資的學歷層次。這個方向無疑是對的，也符合教育發展的規律，但是，這是一個漸進的目標，還是要一夜完成的目標，對于尚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是需要謹慎行事的。

　　只有適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農村教師的培養也是如此。國情決定了農村教育有著和城市教育完全不同的特色。如果放棄了適合的中等師范教育，導致專門培養農村師資的學校急劇減少，農村教師的大批缺失是必然的。而在目前條件下，讓已經適應了城市生活的大學畢業生長期扎根于偏遠的農村小學，還是一種奢望。

　　對于農村小學而言，什么樣的教師才能扎下根來并實現價值？什么樣的師范教育才能培養適合農村學校實際情況的師資？這是一個值得調研的大問題。基層教育工作者提出，只有本土的、距離鄉土更近的師范生才是解決農村教育師資的出路，希望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能夠傾聽這一來自基層的建議。而中等師范教育在多年實踐中形成的優良辦學傳統，如何能在升格后的專科學校中得以繼承和發揚，也值得好好思考。

　　中考填報志愿時，梅鈺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九江職業大學的五年制師范教育定向班。一些同學覺得這“尖子生”讀師范“太浪費”，多次勸說她改填德安縣一中。梅鈺在同學錄里回應說：“我長大后就是想做個老師，正好可以讓你們知道，有這樣一個機會可以成就我的夢想。”

　　根據江西省九江市政府決定，九江職業大學從2006年開始實行“定向招生、定向培養、定向就業”的師范生政策，這讓梅鈺覺得自己與夢想離得特別近。她以中考7門課全A的優異成績如愿以償。

　　2008年，德安縣只安排了20個五年制師范的定向指標，但報考者卻超過了500人。一名高考分數超過二本線10分的學生，最終放棄讀本科的機會，進入九江職大的三年制師范教育定向班。該校師范學院院長胡玉東用“火爆”二字形容這項政策的吸引力。

　　據了解，確保畢業后有一個穩定的工作，是這些農村孩子自愿選擇“定向”師范的主要原因。剛剛過去的春節里，王威的媽媽參加了縣里的一場招聘會，發現很多大學生應聘的工作“雖然比農民工舒服點，但工資比農民工還要低”。

　　在農村，中師生曾經是一個頗為走俏的身份，但自從畢業不包分配以后，其地位一落千丈，進而導致師范學校的生源質量急劇下滑。過去幾年，一批中考分數在兩三百分左右的學生涌入了九江師范學校和新的九江職業大學，有的家長讓孩子填報這類專業只是“不想讓他過早進入社會，以免變壞”。這讓那些致力于培養優秀師資的老師感到很失落——好在“定向”的生源多少掃去了一點師范招生的低迷之氣。

　　外地來的大學生到了農村“只要有點機會，鉆也要鉆走”

　　國家為解決農村師資問題，想了很多辦法，比如鼓勵城鎮教師和大學畢業生赴農村支教，在6所部屬師范大學實行免費師范生培養等等。但在一些基層教育工作者看來，只有本土化才是解決農村師資的最好出路，所以，他們支持定向招生培養。

　　九江職業大學校長盧志鵬曾擔任過主管教育的副縣長，對農村教育資源缺乏的狀況十分了解，他認為農村的基礎教育如果完全由師范大學來承擔，是擔不起的。“取消分配后，各縣區是吃飯財政，財力有限，農村教師隊伍沒有及時得到更新和補充。”盧校長說，“如果師資問題不解決，農村教育將會后退10至20年。”

　　什么樣的師資更適合農村？盧志鵬認為，是本土人才，只有他們才留得住。

　　星子縣教育局人事股的陳股長對此深有體會。每到暑假都有老師要求調離，且大都為外地的大學畢業生，這讓她覺得棘手。“只要有一點機會，鉆也要鉆走。”

　　就在幾天前，縣一中的一位教師找到陳股長，希望回老家工作。她的家在距此幾百公里的高安市，2006年，她應聘成為語文老師。“你服務還未滿5年啊，那怎么行？”陳股長對她說，但女教師哭得讓她很難過，“將心比心，如果是我的女兒，那怎么辦呢？”

　　農村教師的艱苦已是人所共知，包括《國家教育督導報告》在內的大大小小的調查，都揭示了農村教育和農村教師不容樂觀的狀態。很顯然，這成為許多教師離開農村學校的重要原因。

　　據九江市教育局人事科副科長李青透露，許多大中專畢業生不愿到農村學校工作，永修縣這幾年新進的老師中，每年都有約十分之一因此選擇離開。2006年，該市某縣公開招聘92名農村小學教師，實際上只招到45名，到崗后還有不少自動離職。

　　盡管，教師崗位已向所有的大學畢業生敞開，報名應考者也遠高于招聘人數，但據一些教育管理者觀察，很多人其實是迫于就業壓力，抱著先找一個“飯碗”的心態前來應聘教師職位的。另一個問題是，在盧志鵬校長看來，那些非師范類的本專科生即使拿到了教師資格證，“能否適應中小學教學，還要打個大問號”。九江職業大學的潘留芳教授曾多次擔任過教師資格證考核的評委，他感嘆說：“在農村要取得教師資格證，太容易了，一些學校的職工也搖身一變具備了教師從業資格。”

　　有錢支教不如多搞本土化

　　陳股長認為，既然國家有錢推行支教計劃，何不把這些錢轉移到解決本土化師資上來？她說：“我們更希望招收師范類的畢業生，而且只有家在本地的大學畢業生才會安心。”

　　這在華林中心小學得到了印證。它距離星子縣城大約20多公里，學校的28名教師中，只有一人家在外地。汪桂梅老師從小在縣城長大，2002年她從九江師范學校畢業來到這里，看到“地面不平，窗戶上貼的都是油布”。她坦言初來乍到“有一種失落感”，好在她每天放學后都可以回到縣城的家中，也漸漸習慣了這種生活。

　　她的同事歐陽文平作為土生土長的農村人，“老家離學校只有四五公里”，來到這里就沒有感覺到什么落差。他最初在條件更差的村小工作了三年，2006年來到中心小學擔任教導處副主任，并很快轉副為正。

　　和九江市的許多農村學校一樣，支撐起華林中心小學的主要力量，還是來自九江師范學校的畢業生。他們除了帶一門主課之外，大都還要兼上體育、科學、音樂、美術等幾門副課。

　　限于學校的條件，“連基本的教具都沒地方買”，向玲老師無力把在師范學校掌握的“一些手工活和小制作”教給孩子們。她帶著學生一起畫畫，沒有畫筆，只有鉛筆和普通的作業本，既便如此，她還是驚喜地發現班里有不少孩子“很有天賦，很有創意”。

　　而據九江市教育局了解，該市農村學校的英語、計算機和音體美老師奇缺，全市98%的村小沒有上述學科教師，即便有相應設備，這些課也不能正常開設，急需師范學校提供資源。

　　吃飯財政讓“三定方案”跟進實施有難度

　　合并后的九江職業大學仍將堅定不移地致力于打造小學師資的培養基地，那如何為農村輸送“進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高素質師資，就是盧志鵬要著力考慮的重大問題。他向市政府匯報了學校的想法：希望實行“三定向”的培養模式。

　　市政府為此召開專題會議，確立了面向農村小學培養大專層次小學教師的“三定”方案。

　　九江市教育局的一份材料認為：自2001年師范生取消包分配后，有的縣級政府為減輕財政壓力，采取“有編不補”或“多退少補”的方式補充教師，每年引進教師數量還達不到退休、調離等自然減員數，甚至更少。

　　在九江市實行“三定向”的第二年，江西省將這一做法推廣到了全省。

　　據九江市教育局的材料，該市農村共有公辦中小學校1610所(其中小學1348所),根據農村學校配備教師的實際需要，缺口教師約2600人。有的縣一位農村小學教師包教1~2個班的現象很普遍。

　　星子縣在過去3年一共完成了101個定向指標，他們根據邊遠農村小學教師的缺額情況，把這些名額分解到了各個鄉鎮，2008年的 40個指標，吸引了500多人報考，其中不乏成績優秀者。2009年，該縣教育局又準備向縣政府寫報告，申請定向指標，但這需要和人事、財政、編辦等多個部門協調，“要花很多精力”。縣教育局人事股的一位副股長希望能有政策“硬性規定每年50個指標”，這樣就基本能夠補充該縣每年自然減員的教師數。 本報記者 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