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5日電 據教育部網站消息，教育部15日在京召開高校學術風氣建設座談會，與會人員圍繞目前高校學風建設的現狀、存在的主要問題及產生原因進行了深入討論，并就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校學風建設提出了建議和意見。座談會上，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分別發言剖析學術失范現象。

　　周其鳳說，學術道德和學術規范是科學研究工作者應遵循的基本倫理和規范，是保證學術正常交流、提高學術水平，實現學術積累和創新的根本保障。近年來，學術活動中道德失準、行為失范的問題時有發生。一些學者違背學術研究目的，或急功近利，粗制濫造；或媚于世俗，熱衷炒作；更有甚者，喪失學術道德，以抄襲剽竊為手段換取一時之名利。這些行為和現象雖屬個別，但若不加以制約，將嚴重污染學術環境，影響學術聲譽，阻礙學術進步，進而影響整個學術群體的創新和發展。

　　周其鳳介紹說，北大在學術道德規范建設方面堅持如下幾點原則：

　　一、建設學術自由與學術規范和諧統一的學術氛圍

　　學術自由的基本精神在于學術研究的自由意志、獨立精神和批判意識；而學術規范的宗旨即在于對學術自由的維護與尊重。在學風與學術規范建設上，我們強調既要積極推崇并維護學者的學術自由，也要倡導學者在自由表達學術觀點的同時遵循共同的學術規范。

　　二、建設制度規范與自我約束有機結合的控制機制��

　　一方面，倡導遵守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完善學校的規章制度，加強對學術失范的監控和懲處；另一方面，積極提倡學者自覺地尊重、維護和實踐科研活動的職業道德，將學術規范自覺地內化為自身科學活動的行為準則及價值取向。

　　三、建設事先預防和事后處理互為補充的教育手段��

　　對于學術失范事件，根據嚴重程度給予不同形式的懲處。同時，著重致力于學術失范的預防機制建設，避免潛在的學術失范現象的發生。

　　四、建設表現形式與實質內容并重的成果評價體系��

　　一方面倡導學者要從細節做起，注重基礎性的形式規范，對于研究過程中包括引文注釋、觀點引證等技術、形式層面的具體規則精益求精；同時更要從追求原創性和實質性進展、把握正確的理論導向、運用科學的學術批評等內容層面形成研究成果的規范性評價。

　　據上述原則，周其鳳說，北大在學術道德規范建設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加強領導，全面部署

　　加強學術規范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北大主要領導親自負責學術規范建設工作，將學術規范建設納入學校的整體工作之中，形成全校師生全面動員、共同參與，各單位齊抓共管、分工負責的工作格局。

　　二、落實機構，事有專管

　　2007年，北大在學術委員會下專門成立學術道德委員會，由校長任主任委員，由各學科領域德高望重的資深教授、學者任委員，負責制定、解釋和評估學校學術道德方面的政策、規定和存在的問題，接受對學術道德問題的舉報，對有關學術道德問題進行獨立調查和審議。獨立于行政體系之外的學術道德委員會的成立，對于學術道德規范的宣傳引導及相關問題的處理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修訂規章，完善制度��

　　近年來，北大先后制定、發布了《北京大學學術道德規范建設方案》、《北京大學學術道德委員會工作辦法》，修訂了《北京大學教師學術道德規范》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進一步規范了學術評價機制和評價體系；修訂了本科生和研究生學術規范的相關規定，建立學位論文失范追究導師責任制度。通過一系列建章立制工作，為加強學術規范建設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四、宣傳教育，防微杜漸��

　　在上述規章制度制定的過程中，組織全體教學、科研和管理人員廣泛參與了草案的修訂，這個過程，一方面廣泛聽取相關群體的意見和建議，使得相關制度更加完善、科學，另一方面也是一個宣傳與教育的過程。

　　在新教職員工入職培訓中、在對學生進行的講座、座談中，相關職能部門組織了大量學術規范教育課程，防范于未然，力求將學術道德規范意識、學術道德規范常識通過每一次機會滲透到每位師生員工的潛意識中。

　　另外，學校還計劃分學科加大力度建設學術道德與學術規范類課程，同時編發不同學科的學術規范細則和典型案例，充分利用學校各種資源，以多種渠道和途徑加強宣傳和教育工作力度，營造學者自律的良好學術道德氛圍。

　　周其鳳指出，學術的生命在于創新，學術創新取決于學者對學術道德規范的尊崇和執著。針對當前學界存在的一些急功近利、破壞學術道德風氣、違背學術道德規范的行為，若不加以重視，恐怕將嚴重危機整個學界的風氣，進而影響中國學術的創新與發展。為此，北京大學希望能在教育部等上級部門的領導下，與兄弟院校的廣大師生和科研工作者一起，求真務實，去偽存真，為中國學術的繁榮與進步作出自己的努力。

　　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在座談會上剖析了學術不端現象產生的原因——

　　自從古老的歐洲大學建立以來，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開始從貴族的“門客”的身份中解放出來，并逐漸轉變成為“職業化”的研究人員。當歷史進程跨入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之時，學術研究成為國家行為，體現了更強的國家意志。進入20世紀60年代前后，學術研究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工業界和商業界的介入使得學術研究的社會與經濟價值得到了空前的發掘。這種深刻的變化反映了學術發展的必然，也是社會發展之必需。然而，謀取學術研究的經濟社會利益也就隨之成為學術機構和研究人員追求的目標之一，從而伴生出形形色色的學術失范行為。

　　楊玉良指出，雖說“學術失范”行為不足為奇，但學術研究的職業化的一個嚴重的負面效應就是對“學術精神”和“學術傳統”的解構。時至今日，“學術”不僅可以換取榮譽和金錢，謀取官位，還可為學術機構帶來榮譽和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學術成績就和學術機構、學者個人的利益形成了復雜、緊密的聯系，從構成了對形形色色的“學術失范”行為溫床。尤其是其中個人與學術機構在利益上的捆綁過于緊密時，學術機構也將揭露遮蔽“學術失范”的丑聞，因為問題的關聯方都意識到此類新聞的媒體效應具有很大的殺傷力。這種“殺傷力”來自公眾對“學術研究”、學術機構和學者的“神圣性”和“純潔性”的高度期盼。遙想源于17世紀中葉關于牛頓和萊布尼茨關于微積分的發現權(以及是否存在剽竊)的爭端，英國皇家學會乃至皇室也被卷入這場紛爭之中，至今仍未完全平息。進入現代，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學術失范”案的爭端也常常演變成國家之爭，成為外交事件，政府首腦們也不得不為之親自出動。

　　反觀當今國內的“學術失范”之風屢禁不止的現象，似乎還另有原因。首先當然是學者對自己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的自我認知不足，忘卻了“公共知識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堅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類文明中的普適性價值理想。除此之外，媒體本身對“學術研究”的報道也為其罩上了許多不切實際的“光環”，使“學術研究”帶上了人為的“神秘感”，而缺少應有學術精神和嚴謹性。媒體的這種“廣告式”的學術報道，往往連研究領域稍有不同的專家都難以理解，并常常對公眾產生誤導，但它卻為學術機構和個人贏得一些實際的利益。這種做法的一個“隱動力”源自多年來風行的，嚴重背離學術精神的學術評價、評估和評審體系，其危害性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更具娛樂色彩的是，一些大學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也熱衷于向媒體發布“大學排行榜”之類的新聞，甚至還煞有介事地“定量”計算出我們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的距離。更大的問題在于，這種頗具娛樂性的鬧劇常常是我們大學自編、自導、自演并得到大學當局和教師的主動、半主動的配合的。當這種鬧劇在相應的制度保證下被導演出來，它就有一整套繁瑣的評價指標、嚴密的操作程序、定量的計算方法、……。這種頗像文革時期農村中的“大寨式評分”的考核與評估辦法，或許對于“治懶”有一定的作用，但這種貌似精確的手段遏制了學術研究的靈魂，制造了大量“學術泡沫”，乃至大量的“惡學術”。在這種不符合科學精神的評估及評價體系下，大學頗有可能淪為“大學排行榜”里的大學，“一流大學”成為“指標化”和“數字里”的“一流大學”。雖然，這樣那樣的“排行榜”的發布有時頗具熱鬧的“新聞效應”，但我們必須牢記，大學要“仰望星空”，要思考未來，更需要冷靜與寧靜。因此，在此類問題上，我們大學及其中的學者不應追逐此種“媒體效應”。

　　令人擔憂的是，與這種“大學排行榜”產生相對應的評價、評估方法正在成為一種制度，并演變為一種“學術科舉制度”。這種“制度”還將“學術成就”與各種實在利益“定量地”、過渡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其不僅使得“學術道德”和“學術精神”的消解，創造力的貧乏，而且還催生了諸多沒有真正學問的“學霸”和“官僚化的學者”。因此，廢除那些不符合科學精神和學術傳統的學術評估和評價制度，或許可以對凈化“學術空氣”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們復旦大學正在著力開展這項工作。

　　與之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諸多大學為了抬高自身的學術聲譽，也為在一些評估的“數字”里有更好的表現，聘用了一些“學術大腕”來為之撐撐“門面”。有時這種“門面”還確實能為聘用單位謀得一些實際利益，但此舉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國家資源的配置。一些受聘者也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不顧自己的時間與精力而多處兼職。這種“不良兼職”現象的發生或多或少也是受到了評價、評估和評審體系的影響，到頭來往往給受聘者和聘用單位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毒化了“學術空氣”。因此，杜絕那些有名無實、徒有其表的“雙聘”和“兼聘”，或許對遏制“學術失范”現象的發生也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總之，作為學術機構和其中的學者，對學術、學術精神和學術傳統的堅守是頭等重要的。只有在“堅守”的基礎上改革不良的學術制度，消除在學術、個人和學術機構在世俗利益鏈條上的附加的“增強鏈”，才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各類“學術失范”行為的發生。因此，所有的學術機構、學術管理機構、學者，包括媒體，都應為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