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河南南陽，鄉鎮教師的月工資大約1500元左右。每年，他們要拿出數百元征訂當地黨報《南陽日報》。“這是一項政治任務，你訂也得訂，不訂也得訂！”校長說。

　　背后的操盤手則是南陽宣傳部門官員。他們的邏輯是：教師是吃財政飯的，所以不能算是強行攤派，只能算是“公費訂閱”

　　★ 本刊記者/周華蕾(發自河南南陽)

　　“又漲價了，比《人民日報》還貴。”

　　2008年立冬后，第12周周會上，校長向許小冰和其他老師們宣布了訂《南陽日報》的消息——全年318元。2009年，這份報紙漲了90元，許小冰的月薪只漲了30元。

　　但“這是一項政治任務，你訂也得訂，不訂也得訂！”許小冰說。這是“校長在會上嚴肅地傳達的理念”。

　　許小冰是南陽市唐河縣一名鄉村小學教師。她已經記不清這是被“自愿”訂閱南陽市委機關報的第幾個年頭了。但她始終想不明白：為什么逼我訂？

　　“唐僧肉”

　　2008年10月29日和11月5日下午，南陽市2009年度黨報黨刊發行工作會議兩度召開。

　　南陽市委宣傳部部長一再強調，“確保黨報黨刊發行數量穩定”，最后要求，“11月底前圓滿完成《南陽日報》等黨報黨刊征訂任務”。

　　近年，曾在計劃經濟時代占絕對優勢的黨報黨刊，不斷受到都市報和新興媒體的沖擊。全國記協2003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地級黨報的發行量僅為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的六成。但在人口逾千萬的南陽市，《南陽日報》的發行量經久不衰。據其公開數據表明，《南陽日報》1991年發行數量為11萬份，2008年為14萬份，勢頭“穩中有升”。這和《南陽日報》強有力的發行系統密不可分。

　　發行會剛一結束，《南陽日報》就廣而告之，“一份市民朋友喜聞樂見的報紙，你訂了嗎？”為了“方便黨報走進千家萬戶”，南陽市區個人的全年訂閱費用是120元——這和老師的318元的訂閱費用幾乎差了3倍。因為《南陽日報》發行中心以及南召縣(南陽下轄)委宣傳部的工作人員均認為，吃縣財政飯的老師即使從工資里出錢，也“屬于公費訂閱”。

　　然后是各個縣的征訂進度競賽。那段時間，許小冰總能在中央臺的電影頻道看到當地電視臺插進去的滾動字幕，匯報著：第一名，宛城區；第二名，內鄉縣；第三名，西峽縣。

　　《南陽日報》的發行量從市委宣傳部到縣委宣傳部的一個訂閱任務量，再從縣委宣傳部到各鄉鎮各部門的精確分配，最后總是沉甸甸地落到“最需要學習”的老師頭上。

　　拿唐河縣一所普通鄉村小學來說，平均15個老師需要購買12份《南陽日報》，合計近4000元。在鄧州縣某初中，甚至有老師把訂《南陽晚報》的任務攤給學生，每人交4元錢。

　　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掌握的資料，在南陽市的15個縣市區里，已有多處教師抗議過《南陽日報》的大規模攤派。抗議者是清一色的鄉鎮教師。市區的老師沒有訂閱任務。“以前唐河縣城關的老師也得訂，后來一鬧，也就沒事了。”許小冰說。

　　按國家規定，要保證黨報黨刊的公費訂閱。而對于勢單力薄且債臺高筑的鄉鎮小學，經費寥寥無幾，還時常得咽下各級領導的攤派任務。面對一個不得不消化的訂閱數字，那些終于在2003年吃上“財政飯”的鄉鎮老師們便成了“冤大頭”。之前，他們被拖欠工資是常事。

　　“這年頭，老師像塊唐僧肉。”許小冰說。有老師隱約覺得不對勁，比如2007年底，每兩個老師合訂一份《南陽日報》(228元)和《南陽晚報》(120元)，每個人交了212元，等于交了1.2倍的錢，拿了一份報紙。在偏僻的鄉鎮，報紙一星期一送，報紙沒人看，都成堆了。

　　但除了忍氣吞聲，似乎沒有別的辦法。“現在鄉村學校編制很緊張，一來怕被開除，二來不想被調到離家人很遠的地方。”

　　“花錢買平安”，這是許小冰和同事們的共識。

　　不訂就“樹典”

　　許小冰平時也讀報，但“我一般不看《南陽日報》”。

　　“如果你這消息是對老百姓有好處的，我們當然關心。像《人民日報》傳達中央精神，讓我明白國家的政策導向。《南陽日報》，它就是一份市領導縣領導的起居錄，廣告很多，還炮制新聞。”

　　許小冰的家鄉唐河縣因境內的唐河而得名，過去清澈見底，而今已為工業建設付出慘重代價。“前幾年報紙上說，唐河要建一個污水處理廠，‘2006年底建成投入運營’，到現在還沒動靜，污水還是往河里排，腳踩進去油膩膩的。”

　　還有遠程教育。2007年10月16日的《南陽日報》說：“我市農村中小學現代遠程教育年底前將實現100%覆蓋”。許小冰說：“明明各農村學校配備的遠程教育器材只有一套，很多學校還沒有老師熟練掌握操作常規，甚至連開機關機都不清楚，很多學校的這一系統基本閑置，個別學校的這一系統安裝不久就被盜被毀壞，老師們很難摸到，學生用也難得。”

　　最讓許小冰哭笑不得的，是縣機關報《唐河消息》(已停刊)曾推出“唐河教師踴躍征訂《南陽日報》”的報道。與此相反，不合作者也會被“樹典”——

　　“內鄉裕隆花園酒店已經申報了三星級賓館，負責人自稱該單位是學習型企業。然而，該單位卻沒有征訂一份黨報。記者鄭重告訴李峰(負責人)：征訂黨報黨刊是學習宣傳黨的政策的需要，是營造企業文化和學習氛圍的需要。該酒店負責人告訴記者，內鄉裕隆花園酒店學習風氣非常濃厚，正在打造學習型企業。記者心生疑竇，連一份黨報都不征訂，怎么可能打造“學習型企業”？怎么可能達到與三星級賓館、酒店相匹配的軟件建設？不僅如此，這位負責人還說，不怕登報曝光，不訂還是不訂。”

　　這條新聞上了《南陽日報》2004年12月24日的頭版。

　　夾在行政的罅隙里，教師們敢怒不敢言：一方面，“踴躍”訂閱的教育部門常常為廣大市民作示范效應；另一方面則是強迫征訂，即便一家三口全是教師，也不能幸免。

　　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了解，2008年，在很多貼吧上《周口日報》《鄭州日報》《徐州日報》攤派的質疑聲不絕于耳。

　　2003年年底，時任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報刊司副司長王國慶說，“黨報攤派依然存在”，“且集中在鄉鎮一級”。

　　現實是，越是基層貧困的地方，地市級黨報的攤派壓力越大，越難“貼近”。

　　“極個別現象”？

　　2003年報刊治理工作后，地級黨報的人頭攤派從農民轉移到吃“財政飯”的鄉鎮教師身上。此后3年，央視《焦點訪談》和《新聞調查》曾對亂攤派的地市級黨報多次曝光。2004年，河南省汝南縣三里店鄉中心學校黨總支書記、校長因為攤派《駐馬店日報》受到撤職處分。

　　一位被迫征訂報刊的老師認為，“下面的教育部門只是在背黑鍋”。

　　事隔4年，在距離駐馬店150公里之遙的南陽，攤派仍在繼續。

　　一位向上級反映情況多年的老師說，“不但沒人管，還加碼兒了。《南陽日報》價格上漲不說，本來1995年還是兩人合訂一份，忘了從什么時候開始，變成人手一份了。”

　　而各級負責人對攤派情況的反映不盡一致。

　　一名鄉鎮小學的校長對此遲疑著說：“這個問題不好講，服從領導是我們應該做的”。

　　唐河縣教委一名負責過發行工作的離職人員說：“咱也沒辦法。”

　　唐河縣宣傳部副部長金少庚表示不知道攤派一說，他說：“我們都是從各單位的財政撥款里拿的。”

　　全權負責《南陽日報》發行工作的南陽市委宣傳部新聞科里，一位工作人員表示攤派是“極個別現象”，認為記者所言“過于嚴重”。

　　12月22日上午10時，《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來到南陽市委宣傳部新聞科，該科室示意記者應該去找宣傳部的對外宣傳辦公室。之后，外宣辦主任薛霆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黨報黨刊不叫攤派”，建議記者先返回學習中央相關精神，同時建議記者“以報道南陽市的發展建設和旅游景點為宜”。

　　16：31，《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兩次致電新聞科，工作人員在表示征求領導意見后，拒絕了采訪。

　　2005年報刊征訂高峰前夕，黨中央、國務院再次把報刊治理提上重要日程。中央報刊治理工作協調領導小組強調，“中央和國家機關以及地方各級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等各部門均不得通過發文件、下指標等手段攤派發行報刊”，并要求各地各有關部門加大督察、責任追究和教育力度。

　　發文件、下指標的方式已成為禁區，而被南陽市委宣傳部默許的是，基層部門以“各種方式”確保發行數量穩定。

　　2008年底，《南陽日報》的征訂工作接近尾聲。11月28日的《南陽日報》決出了第一名——《桐柏率先完成本報征訂任務》，該縣“分7個小組，劃片分包單位，任務落實到人，一天一督促、一天一匯報，對率先完成任務的單位予以表揚，對完不成任務的加壓增責。”

　　12月初，許小冰從校長辦公室領回了近兩個月的《南陽日報》，厚厚一沓。沒有翻一下，這些報紙便被悉數送去校門口的廢品回收站。

　　“八毛五一斤，一年的報紙能賣三四十塊吧。”許小冰掐掐指頭說。★(應受訪者要求，許小冰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