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記者 楊晨光

　　訪談嘉賓：

　　馬弢：北京理工大學大一學生

　　方桂珍：天津工業大學學生輔導員

　　王建輝：北京科技大學學生處副處長

　　宋友良：廈門大學學生資助管理中心副主任

　　本期話題 食堂消費成經濟狀況參考指標

　　據媒體報道，為加強對貧困生的認定，廈門大學日前在基本條件認定的同時引入量化指標，提取所有學生連續3個月的食堂消費數據，計算出每名學生的用餐總次數和每月在食堂消費的平均金額，作為衡量學生家庭經濟狀況的一項參考指標。記者約請學生、輔導員和高校學生資助工作的負責人，探討如何客觀、公正地對貧困學生進行認定，使經濟困難學生得到及時有效的資助。

　　假冒貧困生現象是特例但影響極其惡劣

　　主持人：是否會有并不貧困的學生，在食堂少吃，再到校外消費，不知道幾位平常有沒有碰到過這樣冒充貧困學生、騙取資助的事情？

　　方桂珍：我從事輔導員工作6年來，每年都會遇到這種現象，比如入學時父母開車來送，結果還拿著低保減免；還有個別人辦理了國家貸款，結果每年都坐飛機回家等，雖然是特例，但是在同學中的影響卻極其惡劣。我覺得存在此類現象更多的是來自社會的原因。比如，地方政府機關認定家庭貧困的審核不嚴格。經常聽到某某走關系辦低保，結果有關系的成了低保戶，而真正貧困的卻依然在經濟困難面前掙扎。個別地方政府審核政策寬松，往往會給高校的貧困生認定工作帶來很多干擾和困難。還有的家庭教育觀念不正確。有的家長見利即爭，覺得反正是公家的錢，不占白不占，不鼓勵孩子同情弱者，反而“鼓勵”孩子積極去爭助學金、困難補助等等。

　　宋友良：絕大部分大學生是誠信的，這是我們的基本判斷。當前各高校對于一些學生是否應該獲得助學金的爭議，更多的是源于認識和制度。比如購買了手機、電腦的學生算不算困難學生，各界意見不一。還有認定標準本身比較模糊，容易導致一些爭議。

　　食堂消費作為量化指標只能是參考

　　主持人：各位覺得食堂消費數據作為貧困學生認定的一項參考指標是否合適？請談談自己的想法。

　　馬弢：我個人認為此法不可取，在食堂的消費多少不只是由家庭情況決定的，還有其他的因素。我以我自己的經歷來說一下，因為我來自四川農村，家里經濟條件也不是很好，但是父母始終堅持只要我把錢用在了該用的地方就沒什么，不能因為家里經濟條件不好就虧待自己的肚子。我在食堂也是該吃的就吃，當然也要考慮錢的問題。因為在外地生活不習慣，我們吃的多是辣的菜，而這些菜在學校里相對來說要貴一些，和別人吃的葷素菜數量相同時，通常我們的菜都要比別人貴上一元錢。

　　王建輝：我認為將食堂消費數據作為貧困學生認定的一項參考指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應作為貧困學生認定的主要標準。通過查詢學生每月在食堂的用餐總次數和消費的平均金額，可以作為一個量化指標。但是定量容易，定性卻沒那么簡單，如有的學生可能在食堂消費少，在校外消費多，如果僅以食堂消費為依據認定他是貧困學生顯然不夠準確。

　　宋友良：廈門大學目前采用的是結合學生家庭經濟情況和學生在校實際情況進行綜合認定的方法，食堂的消費數據僅僅是其中一個指標。今年之所以提出這一指標，原因主要有：首先，在考察學生家庭經濟實際情況的操作過程中，往往會面臨是否客觀、全面等問題，引入食堂消費數據進行綜合考察是解決的途徑之一；其次，相比其他指標而言，不可否認飲食支出等基本消費能切實反映學生家庭經濟基本狀況；再其次，對于學生家庭經濟狀況考察不能僅憑印象。而最近一些媒體對我校的認定政策進行了片面的解讀，同時誤導了公眾。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放在總體的認定機制中是很難成立的。

　　定性定量綜合認定會更加全面而準確

　　主持人：作為特殊群體，對貧困生的認定，很多學校都采取特別謹慎的方式，然而還是時常引發各種爭議。怎樣認定比較好？幾位有什么建議？

　　王建輝：貧困生認定工作是國家各項資助政策貫徹落實的前提和基礎。我認為，要建立一種科學合理的貧困生認定方式，重點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困難學生認定的標準應該進一步明確；二、對學生家庭經濟情況要準確掌握，認真審查并更新，進行動態管理；三、要加大國家資助政策的宣傳力度，并且在認定過程中堅持公正、公開，要經常征求同學們的意見，了解貧困學生的思想和生活狀況，確保資助資金的有效使用。

　　方桂珍：高校認定貧困生身份的目的不是要將學生分等級，也不是要刻意給貧困生貼上標簽，而是想把助學金和困難補助發給最需要的學生。所以，我覺得，要在調查廣大貧困生的家庭經濟情況和全體學生在校實際消費情況的基礎上制定認定的標準，制定時要考慮到諸如孤兒、單親、家庭變故等多方面因素，也要考慮到學生在校的消費水平、學習努力程度、道德品質等各方面表現。

　　宋友良：綜合認定是基本的要求，在此基礎上可以引入一些量化的手段，或者也可以設定一些可評估、可比較、易審核的考察項目，如學生家庭成員的社會保障情況等，進一步提高認定的準確性、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