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社會一樣，處在轉型期的中國高等教育、大學校長既面臨著諸多矛盾和嚴峻挑戰，同時也擁有改革與發展的機遇。只有出現了教育家型的校長，中國的高等教育才會有更廣闊的發展前途

　　近日，中國名校校長再次出現“大換崗”。其中原吉林大學校長執掌北大，原山東大學校長出任吉林大學校長，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出任山東大學校長。對于這一輪大學校長的變動，公眾表現得相當平靜。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題客調查網，對全國5358名公眾的在線調查發現，41.2%的人表示不好判斷校長輪崗的影響，24.5%的人認為“利大于弊”，而30.0%的人認為“弊大于利”。

　　調查中，53.9%的人認為校長對于高校的影響“很大”，28.0%的人表示“因人而異”，只有18.0%的人認為影響“不大”。

　　“如果說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是現代文明的航標燈，那么大學校長則應該是現代文明的守燈人。”大學校長，曾被陶行知稱為“學校靈魂”的職位，在如今的公眾心中又意味著什么呢？

　　調查發現，70.5%的公眾認為大學校長首先應該是一個教育家。“高等學校首先是一個學術機構，不是行政機構。什么部級、副部級、廳級、副廳級，不能用這個衡量。”華中理工大學原校長楊叔子院士說，學校行政化，在目前國家官本位的體系下是合適的，但從長遠來講是不合適的。

　　今年75歲的楊叔子院士曾擔任華中理工大學(現華中科技大學)校長。談到行政級別，這位老校長笑了，“我當時好像是廳級吧。有什么級不級的？上來之前是普通教師，下來之后還是普通教師。沒覺得自己是官員，從來沒有。”

　　“我那個時候當校長，感覺最重要的是兩個東西，一個是辦學理念，另一個是好的領導集體。”他說，校長本質上應該是一個教育家，有教育思想，同時要有管理能力，能和別人共事。

　　公眾對大學校長的素質有何期待？民調顯示，75.7%的人認為“清晰的辦學理念”是最重要的素質，67.5%的人認為包括“組織管理能力”，61.2%的人認為是“尊師重教，不濫用行政權力”。選擇“創新意識”、“人品操守過硬”和“有遠見”的人分別占59.1%、50.4%和 45.3%。接下來才是“突出的科研學術水平”和“籌資能力”。

　　“中國大學校長公眾認同度調查”曾列出了一個“最受推崇校長”名單。蔡元培以87.98%的得票率高居榜首，成為最受公眾推崇的中國大學校長。“人們都說沒有蔡元培就沒有北大。作為北大學生，我們身上都打上了北大精神的烙印。你知道嗎？任何時候去未名湖畔的蔡元培雕像，下面都會有鮮花。對于這位教育家，我們都很懷念。但在這樣一個時代，很難再出現蔡元培那樣的校長了。”北大歷史系2005屆畢業生李孔軍說。

　　現行教育體制下，能否出現蔡元培那樣的教育家？調查顯示20.6%的人認為“會”，37.3%的人認為“不會”，還有42.2%的人“不知道”。

　　對于不能產生教育家型校長的原因，74.5%的人認為是官本位、商業化等嚴重侵蝕大學靈魂；64.3%的人認為是由于高等教育行政化，缺乏符合教育規律的選拔機制；56.9%的人表示原因是評價體系不合理，缺乏對高校校長的合理監督和罷免機制。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大學校長素質研究”課題組的調查發現，中國大學校長擔任現職的平均時長為4.1年，而美國高校校長2007年的平均任職時間是8.5年。本次調查也顯示，40.5%的人認為，校長受剛性的任期制和退休年齡的限制，很難成長為教育家。

　　進一步的調查還發現，59.8%的人認為輪崗可以防止小圈子，以流動性給高校帶來新的發展思路；而57.3%的人表示頻繁更換校長，容易導致校長在任期內出現短視行為和政績工程。

　　熊丙奇教授說，要出現教育家型校長，宏觀上學校應回歸教育和學術機構的本位，這是最大的前提。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張亞群教授則指出，蔡元培這樣的教育家能夠出現，有時代和個人兩方面的因素，當時中國教育正處于轉型期，加之蔡元培自身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和留學德國所接受的先進教育理念，才取得了后來的教育成就。

　　“當前我國也可以出現教育家型校長，關鍵是在體制上促使其出現。”張亞群說，跟中國社會一樣，處在轉型期的中國高等教育、大學校長既面臨著諸多矛盾和嚴峻挑戰，同時也擁有改革與發展的機遇。只有出現了教育家型的校長，中國的高等教育才會有更廣闊的發展前途。

　　“能不能出現蔡元培這樣的教育家，這得歷史來做結論，也許我們現在還看不出來。”楊叔子院士說，“但我相信，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定會出現偉大的人物，我們現在正是處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實習生 李穎 本報記者 黃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