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教育＝應試教育，認為這個等式不成立的人可能很少。在79歲的老教育工作者敢峰眼里，教育大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一個很嚴重的危機，那就是應試教育的問題，它就像“溫水煮青蛙”，慢慢加熱，結果使人失去了逃生的機會。

　　這位昔日的北京景山學校校長、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頂著一頭濃密的白發，在“教育改革開放三十年研討會”上，以他這個年齡少有的激昂而急切地聲調說：“再不猛醒，我看就逃脫不出來了。”敢峰的憂慮還在于，很多人對應試教育“有點麻木不仁”，一些教育戰線的同志甚至把它當做臭豆腐——聞起來臭，吃起來香。

　　他用“蒼白無力”來形容已經喊了多年的素質教育，而相對應的是，“應試教育如風助火威，愈演愈烈，說它是摧殘青少年兒童，我看一點也不為過”。敢峰稱應試教育為教育領域里的“癌癥”，使整個教育生態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現在講應試教育，我們是世界第一，沒有哪個國家搞應試教育搞到像咱們這個程度。如果從培養人才來說，應試教育＋現代社會＝機器人制造車間”。

　　敢峰認為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至少有三點：教育改革至少滯后十年，丟掉了教學改革最好的時機；基礎教育事業雖然發展很快，規模也很大，但是沒有科學發展觀來統領，缺乏戰略思考。第三點原因，他將之歸咎于“教育主管部門的麻木不仁，少遠見、缺乏作為”。

　　王晉堂是北京一中原校長、從事基礎教育已有40多年，和敢峰一樣對其熱愛的教育事業充滿警醒和憂慮。他的發言透露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原因：應試教育愈演愈烈，其背后有來自既得利益者者的推手。

　　他舉了一個例子：一個打工子弟“小升初”，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學。孩子的父母心想肯定要交點費用，便把這幾年辛苦工作積攢的五萬元錢都帶上到學校報到，結果校方嘴里吐出了一個足以讓很多人傻眼的數目：12萬元。“這是碰上劫道的了”，王晉堂說，“但是教育界的人不這么看，覺得這是少見多怪。”根據他的了解，12萬元絕對不是北京市今年擇校的最高收費，“有些數字說出來，別人都不相信”。

　　王晉堂認為，基礎教育30年的發展出現了兩個顯著的問題，一個就是重點校到示范校的轉變，一個是在教育產業化的大潮下，國有資產流失，公立學校變成民辦學校。

　　這些遭致大多數人痛斥的做法卻一直難以改變，其中有來自既得利益者的巨大阻撓。那么誰是受益者呢？王晉堂給出了答案：第一受益者是一部分學校，第二受益者是政府和有關教育行政部門。一些政府把重點學校當成了對外展示的窗口和自己的政績。

　　2006年《義務教育法》公布之后，在法律上結束了重點校、重點班這種教學體制。但這兩年來，王晉堂深感《義務教育法》在實施過程中的“阻力重重”。據他介紹，北京市從2007年開始啟動制定《義務教育法實施辦法》，可是至今還沒有出臺。

　　他由此感嘆：《義務教育法》真正落實不容易。(記者 李斌 謝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