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家報紙的"一人版"，王旭明流淚了。他說，這是自己職業(yè)生涯中得到的最珍貴禮物。

　　回顧各種針對他的批評，即將離任的王旭明"大度"地表示，自己從未感到吃虧或者"受傷害"，他把這看做是自己的"成熟"。

　　最近幾天，教育部前新聞發(fā)言人王旭明很忙。

　　約他訪談的電話不斷，只不過，以前記者們問的都是教育方面的事情，現在則都是關于他的"個人問題"。

　　告別

　　7月18日，在教育部的一個例行吹風會后，王旭明首次在公開場合向大家道別：他即將告別站了5年多的教育部新聞發(fā)布臺，就任教育部下屬的語文出版社社長。兩周之前，他說自己還在思考如何創(chuàng)新拓展今年的新聞發(fā)布形式。隨后，他被領導找去談話，征求他對于工作調動的意見。經過兩天的思考，他表示，服從組織的安排。

　　王旭明說，7月18日是他最累也是終生難忘的一天，隨后的各種告別場面，讓他"做夢也沒有想到"。

　　上午的吹風會后，王旭明隨即趕到新浪網，和網友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在線交流。隨后，參加了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的一個有關奧運會的準備會議。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履行教育部新聞發(fā)言人的職責。

　　會后，他應邀參加了中國青年報組織的一次送別活動。他說，這家媒體是他打交道比較多、"朋友"也最多的報紙之一。但是，當他趕到聚會地點時，還是被"驚著了"。包括該報社長、副社長在內的四五十人早已等在那里。"要知道，報社是個很松散的群體，一下能來這么多人，這讓我很感動。"

　　感動還在后頭。報社記者們?yōu)檫@次送別活動精心準備了朗誦、表演、唱歌等四大板塊的內容，其中很多人都把歌詞改成了"歌頌王旭明"的內容。隨后，報社向他隆重頒發(fā)了"教育報道高級顧問"的聘書。最讓他感到心動的，是最后報社送給他的禮物：一張中國青年報的"一人版"，四大版全是有關"王旭明"的內容，編輯、出片、印刷，與正常出版的報紙毫無二致，但是只印了這一份。

　　接到報紙的那一刻，王旭明流淚了。他說，這是他新聞發(fā)言人職業(yè)生涯中得到的最珍貴禮物，"以前付出的一切，都值了。"

　　這一天，他還抽空審閱了兩家媒體專訪他的長篇稿件；還趕去中央電視臺參加了一檔白巖松專門為他策劃的送別節(jié)目，談的是新聞發(fā)言人和媒體的關系。節(jié)目中，白巖松特意播放了一些媒體批評甚至"傷害"他的事例，并深情地總結說，王旭明是在用心做發(fā)言人。

　　當天，他的手機里收到了200多條短信，大部分都來自他的記者朋友，祝福的、慰問的、深情表白的……他原本想逐一回復的，后來因為工作量實在太大，只得放棄。

　　王旭明說，晚上回到家里，整個人都已經癱了。但是，第二天，雖然是個周末，幾個記者還是把他約到了辦公室，一聊就是一下午。熟悉他的記者都知道，他一般不會拒絕記者的采訪要求，也從未在發(fā)布會上說過"無可奉告"。

　　"我的朋友"

　　在國內所有新聞發(fā)言人中，王旭明可能是最活躍也最有爭議的。他有很多朋友，也有為數更多的批評者。"王旭明應該辭職"的言論不絕于耳，但在他即將離任之際，開始有人懷念他，說"這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他粗略統(tǒng)計了一下，經常聯(lián)系的可以稱為朋友的記者就有一二百人。這里面男女老少都有，交往稍長點的，都很親切地叫他"旭明"。私下交往中，自稱"內向、害羞"的王旭明總會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他會一改發(fā)布臺上的正襟危站，嫻熟地跟記者們開著玩笑，甚至關心某個單身記者的婚戀問題。

　　和記者交朋友，王旭明認為，這是他當新聞發(fā)言人最大收獲之一。他喜歡把自己比作一個搭橋人，上面連著政府，下面連著媒體和公眾。橋搭得好，人家就更愿意來。

　　他不同意一些專家"發(fā)言人和媒體是對手或敵人"的觀點，"中國是人情社會、禮儀之邦，還是朋友的感覺好"。

　　這可能與他當過7年記者的經歷有關。他說，自己當記者的時候，因為政府部門不能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務，也嘗過苦頭，所以能感同身受。

　　其實，在這些朋友中，不少也對他有過批評，其中包括他的"教育買衣論""大學生養(yǎng)豬論""媒體無知論"等。這些在他看來只是斷章取義和誤讀。對上述觀點，他至今依然堅信自己并沒有錯，只承認自己的表達可能不夠準確、周全。

　　回顧各種針對他的批評，即將離任的王旭明"大度"地表示，自己從未感到吃虧或者"受傷害"，他把這看做是自己的"成熟"。

　　"出位"

　　關于王旭明的爭議，往往來自他的"自由發(fā)揮"部分。"如果只是以文件說文件，以會議說會議，那還要新聞發(fā)言人干什么？"他十分強調作為發(fā)言人的表達方式和傳播效果，他特別喜歡用打比方的辦法來解釋政策。

　　學中文出身的王旭明，說自己最喜歡讀的是西方的文學作品。在他的談話中，不時會冒出拉斯韋爾、5W等傳播學名詞。他喜歡收藏他認為辦得好的報紙，他還會對一些報道的優(yōu)劣進行評點。談到最近的范美忠事件，他仍然難掩激動："我不明白，為什么現在還有這么多媒體給范美忠提供舞臺。基本的道德底線得有吧？我說一個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能無恥，這已經是考慮到我的發(fā)言人身份。要是表達我自己的看法，可能說出來會難聽得多。"

　　很多人都注意到，在有相關部門領導在場的發(fā)布會上，作為發(fā)布人的王旭明有時越俎代庖，替記者發(fā)問。他說，自己是怕一些人總也問不到點子上，著急。

　　比如，他看到不斷有報道說貧困大學生考上大學，因擔心付不起學費而喝農藥、跳樓、親兄弟抓鬮等。這時候他會覺得遺憾，認為這些報道只是在簡單地渲染悲情，沒有深入追究這背后的原因和解決辦法。在他看來，這屬于"弱智型報道"，說淺了是無知，說深了冷漠。這就是所謂"媒體無知論"的源頭。他說，貧困生資助政策的宣傳，是他投入精力最大、興趣最濃的一項工作，他認為在這方面國家確實出臺了很多好的政策，但是有些在傳播上沒有解釋好宣傳好，沒有獲得廣泛的認同。

　　這讓他很著急。

　　為此，他帶著教育部和財政部官員，把原本應在教育部發(fā)布大廳開的發(fā)布會搬到了甘肅、寧夏、河南等貧困生集中的地區(qū)。在寧夏固原街頭，他拉著一個利用假期賣菜賺錢的少年，詢問他為什么不上學，有哪些困難；下午，教育部的新聞發(fā)布會就在當地召開。

　　"以身相許"

　　在王旭明擔任新聞發(fā)言人期間，教育部的新聞發(fā)布會密度不斷加大，形式更加多樣，在各部委中率先實現了定時定點的新聞發(fā)布制度。王旭明還頻頻在電視、網絡上露面，在發(fā)布新聞、解釋政策的同時，一不留神也把自己變成了新聞人物。

　　2008年，是王旭明擔任教育部發(fā)言人的第五個年頭，他說自己還在思考如何創(chuàng)新今年的宣傳渠道和模式。成果之一，就是他在教育電視臺制作的一檔大型教育互動節(jié)目《問教》。在節(jié)目中，王旭明自己擔任主持人，每期一個主題，請來教育部有關官員答疑。現場有公民代表提問，有觀眾互動，還加入了現場配樂、有獎競猜等娛樂元素。首場節(jié)目的主題是地震災區(qū)的老師們，范美忠等熱門人物都會在節(jié)目中一一被討論。然而，節(jié)目還沒有播出，王旭明就接到了工作調動的通知。不過，他表示，節(jié)目還會繼續(xù)做下去。只是在節(jié)目的預告片中，他的身份變成了教育部前發(fā)言人。

　　對于即將離開新聞發(fā)言人崗位，王旭明對媒體說了四個字："欲哭無淚"。他進一步解釋說，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里面有眷戀，有喜愛，但也要服從工作需要和組織安排。

　　王旭明說，一個人要說完全不想當官，那也不真實。但他覺得自己這輩子最大的理想不是當官。"我當初畢業(yè)時，分配的單位物資局，那可是個肥缺啊，但我選擇了當中學老師，為此還動用了關系。"他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國家教育政策的宣傳員，并決定"以身相許"，現在只不過是由專業(yè)轉成了業(yè)余。

　　離開了新聞發(fā)言人崗位，他表示仍然會針對教育問題發(fā)言。而且，從發(fā)言人變成主持人，他可以更多發(fā)表一些代表自己的看法。"我不會消失，你們至少每周可以在《問教》中看到我時隱時現的身影。"王旭明說。 (記者丁永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