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由于“大躍進”失敗等眾多原因，中國城市人口就業途徑變得空前狹窄，眾多青年中學畢業后無法升學，就業更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從1962年起，政府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要求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學、就業的青年，都下鄉務農，長期安家落戶。

　　1966年文革爆發后，這項旨在緩解城市就業壓力，把解決城市剩余勞動力問題和改變農村落后面貌、開發邊疆的事業結合起來的重大措施，很快演變為一場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還被賦予了“培養和造就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縮小三大差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使命。

　　知識青年

　　兩次下鄉的同與不同

　　40年后的今天，大學生響應政府的號召，積極參與到農村工作的應聘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就業壓力。

　　這一點與40年前“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背景極為相似。

　　事實上對政府來說，吸引大學生到基層就業也不失為一種“兩全其美”的選擇。

　　此外，讓應屆大學生到基層鍛煉，在相對艱苦的第一線環境中了解國情、砥礪品格、增長才干，有利于青年人才的成長。

　　其三，應屆優秀大學生來到農村，會給農村基層帶來新鮮血液，會在基層管理中產生“鲇魚效應”，有利于優化基層公務員隊伍結構、提高基層干部隊伍素質和基層治理水平。

　　2008年中組部動員10萬名應屆大學生到村任職，是為“培養造就經過基層實踐鍛煉、對人民群眾有深厚感情的黨政干部后備人才”布局的，甚至可以解讀此舉是為著眼于培養下一代事業接班人的戰略高度來布局的，其意義極為深遠。

　　選聘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工作，與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能簡單相提并論。

　　與40年前涉及1700萬之眾的“上山下鄉運動”相比，當前應屆大學生到農村工作的規模、范圍要小得多。

　　從這個角度來看，僅憑大學生到村任職熱潮就斷言“新上山下鄉時代來臨”，為時尚早。

　　更重要的是，此次采取的手段主要是市場和政府兩種辦法，不同于過去的帶強迫性的政治動員。

　　所謂市場的辦法，就是發揮了市場在人才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雙向選擇、擇優錄用、期滿后可自由擇業；

　　所謂政府的辦法，是指出臺優惠政策吸引應屆畢業生自愿投入到農村工作中去，比如有些省市規定到農村工作的大學生可解決事業編制、辦理保險；定向招錄公務員、考研時可加分；任職滿3年的畢業生，大學期間的助學貸款可由國家償還，等等。

　　就任村官

　　遭遇“無事可做”困境

　　盡管動機良好，然而“新上山下鄉運動”所引發的爭論，從政策出臺之日起就一直沒有停止過。

　　大學生下鄉，所根據的是“缺什么補什么”的原則。

　　農村缺什么呢？不缺人，缺的是人才，缺的是資金、農業技術和信息。

　　但是據中國農業大學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到農村工作的大學生具有農學背景知識的僅占4%；理學、文學、教育學三者占45%；經濟學相關專業比例也相當小。

　　換句話說，目前到農村當村官的，多數并不是農村急需的專業人才。

　　事實上，北京市某區一位官員就對大學生村官說：我們并不指望你們到農村做什么事情，主要是熟悉情況、適應農村。這一觀點是有問題的。

　　筆者在調研中了解到，目前許多地方都把大學生村官安排為村黨支部副書記或者村民委員會主任助理，讓大學生跟著原有村干部“見習”做村干部。

　　其實，由于稅費已經全免，上級政府沒有多少事情下派，農村基層并沒有多少“行政”事務可做。

　　一些大學生村官就是干一些雜活，打水掃地，接聽電話什么的。無事可做使得許多懷著滿腔激情而去的大學生村官頗有受冷落之感，情緒低落、思想波動。

　　任職“助理”

　　合法性受到學者質疑

　　大學生到農村工作還遭遇法律瓶頸。

　　以“大學生村官”計劃為例，村本來就不是一級政府，但現在政府安排大學生到村任職，任什么職？

　　首先不能任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委員，因為根據村委會組織法的規定，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產生。如果直接委派則違法。

　　現在通常的做法是任村委會主任助理、村黨支部書記助理，助理一職的設定無法可依。

　　因此，不少學者質疑到村任職的合法性。

　　筆者主張，到農村工作的大學生可擔任農村黨支部書記助理或者副書記，但村委會“主任助理”一職慎用，因為村委會組織法沒有這一職位的規定。

　　根據依法自治原則，“主任助理”則名不正言不順，除非修改村委會組織法，增寫“主任助理”一職的法律規定。

　　另外，大學生在農村工作期滿后如何安置，這個問題也直接影響著方方面面。

　　比如，一些地方規定選擇“村官”的大學生服務期滿可轉為公務員，但該規定與公務員法所規定“凡進必考”原則相沖突。

　　而一旦參加考試，大學生不一定能夠通過，而一旦大學生村官考不過，政府的“可以轉入公務員”的承諾將得不到實現，這樣一來，反而會嚴重損害政府的威信。 (肖立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