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媒體上曾經刊登了這樣一封讀者來信：一天，寫信人上初二的女兒流著淚給他講了一件事情，班上跟她最要好的一位小姐姐走了，原因是沒有戶口在北京，上不了高中，只得回陜西老家。這個小姐姐善于幫助同學，在班上很有人緣。離開前一天，班上開了個歡送會，當場哭聲一片。

　　這幾年，越來越多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就學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他們可以與城里的孩子一樣在公立學校讀書。但是隨著這些孩子年齡的增長，因為學籍與戶籍的分離，一個突出的問題擺在面前：他們應該在哪里參加高考？

　　3月3日，本報與中青在線、新浪網邀請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周洪宇，全國人大代表、山東泰安東方計算機學校校長王元成和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王振宇律師，共同探討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

　　為什么我們不能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參加高考

　　王元成代表曾經是一名進城務工青年。他身邊有很多朋友在城市務工多年，孩子長大后跟著父母在城里生活，盡管孩子的戶口在農村，可是他們在城里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到了高考的時候，因為戶籍與學籍分離，不得不回到原籍參加高考。

　　這些孩子特別不理解：“為什么我們不能在這個城市參加高考？我們與城里的孩子有什么差別嗎？”面對著這個問題，王元成代表只有苦笑。他不知道如何回答。

　　王振宇律師也面臨過同樣問題。去年，一位高三學生的家長代表幾十位家長找到了他。他們擁有相似的經歷：當年，北京市出臺了一個吸引優秀人才來京的政策。這條政策很有吸引力的一點，是可以獲得北京市工作居住證(俗稱綠卡)。這位家長到了北京，他們的子女在北京從小學讀到高中。

　　該高考報名了。學校找到家長說，你的孩子按照現在的政策，沒法報名了，你怎么辦？這位家長不相信：我的孩子怎么可能沒法高考報名呢？

　　當這位家長仔細研究高考報名政策后，他才突然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現行高考報名政策，實行的是戶籍學籍雙認定，必須在同一個地方擁有戶籍和學籍。問題是自己的孩子在北京從小學讀到高中，擁有學籍。但是因為家長的戶口還保留在原籍，孩子的戶口也隨之留在原籍。孩子沒辦法在北京報名參加高考。但是更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因為孩子在原籍沒有學籍，也不能可能回原籍報名參加高考。

　　“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是我真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一個真空地帶。”王振宇律師說。

　　實際上，很多城市的高中因為不能解決沒有本地戶籍的學生的高考報名問題，不得不拒絕接收他們。結果就出現這樣兩種狀況：為了高考，孤身一人返回陌生的家鄉；或者留在城市，放棄學習，開始城市邊緣人的生活。

　　這一群體人數不少。僅以北京為例，據北京市教委統計，2007年年底，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京讀書的已占到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總數的1／3。

　　戶籍不是問題根源所在

　　“我認為就是戶籍制度造成了這種情況的存在。”王元成代表說。他的聲音反映了很多參會代表委員的態度。很多人都認為，正是戶籍制度成了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高考的攔路虎。

　　在計劃經濟年代形成的戶籍制度，附加各種各樣福利功能，如醫療，社保，教育等等。在那個人口不能隨便流動的年代，戶籍意味著城市、農村的身份，意味著衣食住行的不同待遇。隨著社會的飛速發展，原有的計劃經濟的很多東西都弱化甚至消失了，但是戶籍制度并沒有跟上社會的變化。其附加的功能，尤其是教育功能，在全國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的今天，矛盾顯得尤其突出。

　　“這個問題不是把責任完全歸根于戶籍那么簡單。”王振宇律師認為。在他看來，如果從深層次說，戶籍跟很多公共政策結合起來，會產生很扭曲的一些東西，但是如果戶籍不跟這些東西結合起來，那可能問題就小了。“從表面上看，戶籍是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高考報名的攔路虎。實際上，更多的是資源分配造成的問題。”

　　周洪宇代表也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戶籍制度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這個問題之所以遲遲得不到解決，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于流入地的教育資源和經濟實力制約了能夠放開的量。流入地也要算賬，要平衡，特別是要平衡原有居民子女的教育和新來人口子女的教育。換句話說，流入地也擔心自己的財力支撐不了這么多外來人口的沖擊，同時還擔心過多地接收外來人口會在某些方面沖擊原有居民子女的教育，特別是高考。還有一個問題也不容忽視，就是教育資源的分配有歷史形成的原因，一些大城市擁有優質的教育資源，尤其是高校多，名校多。而教育資源的分配，不是一個地方能夠說了算的。

　　“所以，不是說解決了戶籍問題，就意味著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入學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周洪宇代表說。

　　保障他們的權益，是教育公平的方向

　　“農民工子女受教育問題一定要得到保障，這就是我們教育公平的目標和方向。”周洪宇代表認為，“實現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又確確實實是一個過程，同時我們也不能因為這是一個過程，我們就不做，我們就等著，就觀望。因此，也需要代表委員、社會各界來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見和建議，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王振宇律師表示：“高考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資源分配的問題。從長遠來說，還是要把教育資源分配和戶籍分開，這是將來的一個趨勢。”

　　“資源分配有歷史的原因，現在我們沒有辦法改變大原則，這需要慢慢改，慢慢進步，但是一些小技術問題我倒覺得可以解決，它不傷害大原則。”他以北京為例，馬上要參加高考的綠卡子女并不是非常多，能不能特例就讓他們去考呢？去年，他曾經為此與幾十名律師聯合上書教育部，希望能解決這部分人的高考報名問題。

　　周洪宇代表提了一個過渡性的措施：如果符合4個條件，應該允許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流入地參加高考報名：家長擁有暫住證和就業證，學生又征得原來學籍所在地的同意，參加流入地的中考，并達到高中錄取的分數線，同時原籍也同意其在流入地讀高中。

　　要求一個省市、一個部門單獨解決歷史遺留的這個大問題，并不現實。王元成代表認為，這個問題在全國具有普遍性，所以就需要國家來統籌，需要國家來統一出臺政策調節這種不公平，調節這種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勻的矛盾。

　　“第一，從國家層面來研究這個問題是毫無疑問的。教育行政部門、公安部門都要一起來研究這個問題。第二，地方省市也要協調這個問題。這兩個協調一個都不能少。它不是簡單的教育部、公安部出一個政策，說你們都這樣執行就行了。如果都是發一個文件就可以解決了，那就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而且各地情況也不一樣，有的地方可以這樣做，有的地方不需要這樣做。我們要研究一個逐步解決的辦法，而且要一步一步走。”周洪宇代表說。

　　王振宇講了一個道理：從律師來說，有兩種救濟方式，一種是事前救濟，一種是事后救濟。事后救濟就是打官司了，你權利受侵害就打官司。“但我們不贊成這樣，因為你一受侵害，你的孩子就意味著已經沒法高考了。”他說，“我覺得現在最好的方案不是訴訟，還是政府部門來做一個回顧，然后拿出一個好的方案來。”

　　周洪宇代表的這段話表達了很多人的心聲：“如果這些流動人口的子女教育沒有解決好，今后很可能成為城市的一個定時炸彈。少數人成為‘問題學生’的可能也許不能排除。與其未來投資監獄，不如今天投資教育。”(記者 原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