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天津市紅橋區的河北工業大學，連日來備受公眾關注：2007—2008學年第一學期期末考試，該校一千多名學生因為拖欠學費而被要求“緩考”。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學生拖欠學費？是因貧困繳納不起，還是缺乏誠信所致？是大學生需要自我靈魂拷問，還是我們的教育更需要反思？

　　差不多每6名學生中就有1人不繳學費

　　2007年10月，河北工大校領導接到校財務處的報告：全校3萬多名學生中有5000多人欠繳學費，共計5000多萬元，差不多每6名學生中就有1人不繳學費，甚至有學生大學四年都沒有繳學費。

　　工大辦公室主任劉志強說，學校1年的預算是3.2億元，而學生欠費的數額竟然占到預算的近六分之一，這一情況引起校方警覺。

　　學校立即研究解決辦法，由負責學生工作的老師出面，要求欠費學生盡快繳納學費。11月15日，學校再次下發通知，到11月底如果不繳學費將停止學籍注冊，不能參加學校的各項教學活動，緩期考試，等補交學費后再重新安排考試。通知以各學院名義送達，并要求學生在回執上簽字，各院系教師與部分學生家長進行了電話聯系。

　　劉志強說，通過各方面的努力，到期末考試之前，還有1400多人沒有繳納學費，共計欠費2000多萬元。

　　2008年1月7日上午，期末考試正式開始，按照學校通知要求，仍然沒有繳納學費的學生未能參加考試。當日下午，學校就收到學費近300萬元，8日又收到300多萬元。到14日下午，全校仍有440余人沒有繳納學費。

　　談起欠費緩考事件，劉志強面色凝重：“采取‘緩考’的辦法，學校實屬無奈。我們不是禁考，一旦補繳學費，就可以安排考試，而且不算補考。”

　　他說，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都規定，高校學生應當履行按照規定繳納學費及有關費用的義務，未按學校規定繳納學費的不予注冊。不予注冊，也就意味著不能參加學校的任何教學活動，包括考試。這一點新生接受入學教育時就已經了解。

　　他表示，這件事也暴露出學校管理的問題。如果每個新學年開始，學生必須繳費注冊，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但是國家提出不讓學生因為經濟困難上不起學，學校把此作為政治任務去完成，因此沒能及時催繳學費。5000萬元對于學校來說不是一筆小數目，如果長期拖欠不繳，學校暖氣就可能供不了，也有可能斷水斷電，實驗做不了，那問題就大了。

　　“大家都不繳，我干嗎那么積極？有空子不鉆那才是傻瓜。”

　　資料圖片：2006年10月29日，西南大學同學們在模擬股市一展身手。

　　小磊是河北工大四年級的學生，他把從家里帶來的學費買了基金。他說，周圍有很多同學不繳學費，不是沒有錢，而是有的買了電腦，有的天天上網，有的把錢存在銀行里。他的一個在西安上學的同學用學費炒股，還賺了錢，于是他就把繳學費的錢買了基金，準備賺個幾千元，哪怕幾百元也行，等到畢業前再把錢一塊交上去。“就是想賺點錢，別的沒想那么多。”

　　他還知道有兩個同學一次學費都沒繳過，“考試掛了好幾科，反正也畢不了業，干脆就不繳了。”

　　小磊告訴記者，他媽媽總叫他把學費繳了，但他一直拖著，反正不繳學費不光他一個人，這么多人不繳，學校就是追究下來，也是法不責眾。

　　“惡意拖欠學費的同學占了相當大部分。”大學二年級的小飛作出了這樣的判斷。作為團支部書記的小飛認為，現在不少同學的消費觀念比較超前，追求時尚，比如一些數碼產品，像筆記本電腦、數碼相機、手機，都要買時下最流行的。還有些談戀愛的同學，尤其是男生，給女友買禮物呀，請女朋友吃飯、看電影呀，需要花很多錢。有的女同學做一個頭發，連燙帶染要三四百元。所以很多人是家里在開學前把學費打到他們的銀行卡上，但他們可能第二天就給花了。

　　他告訴記者，輔導員讓他幫助召集拖欠學費的同學開會，他發現其中相當一部分同學身上穿的衣服是名牌，而他們對拖欠學費大都抱著一種不以為然或者置之不理的態度。“心里真不是滋味。雖然欠費的同學不占多數，但為什么本來是必須做的事情，可有的同學偏偏要投機取巧、鉆空子？”

　　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王處輝說，大學生欠費目前在各高校比較普遍，有些學生確實經濟困難，但是欠費的同學卻未必都是家庭困難，而是缺乏誠信。現代社會應該是契約社會，大家簽訂了契約就要遵守。學生接到入學通知書，就是同意繳費上學，無故不繳費，應該說是一種違反制度的行為。

　　“這件事情讓我們看到某些大學生身上誠信的缺失。”天津市委黨校教授侯波說，“現代大學生視野開闊，思想活躍，知識面廣，有強烈的競爭意識，重視個人價值的實現，期望創業，這是新時代大學生的特點。但我們也遺憾地看到，現在的大學生太實際，人生價值觀中的功利性比重加大了。”

　　她說，對于大學生來講，某些社會信仰、價值觀他們可以不認同，但他們也不能去破壞、去踐踏，應該有一個做人的底線。然而，可怕的是，他們對破壞規則竟不以為然：“大家都不繳，我干嗎那么積極？有空子不鉆那才是傻瓜。”

　　侯波說，我們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在于經濟上的差距，最關鍵是人的素質的差距，公民素養已經成為我們現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礙。

　　“承擔學生誠信教育功能的學校，卻最先品嘗了學生不誠信所帶來的苦果。”

　　“問題出在學生身上，根子卻在教育。”天津師范大學副教授李福君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恐怕最該反思的應該是教育本身。”

　　她說，在應試教育下，從小學一年級起，分數便成了評價學生的唯一標準，只要你的分數高，那你就是好學生，而你是否關心集體、樂于助人，是否誠實，都不重要。學校的教育、家長的叮嚀、社會的評判，全都圍繞著應試這個指揮棒。于是，大家“不約而同”地忽視了德育教育和誠信教育，致使一部分學生缺乏理想，缺乏責任意識。于是，就出現了大學生集體欠費的問題，本來是承擔學生誠信教育功能的學校，卻最先品嘗了學生不誠信所帶來的苦果。

　　近年來我們強調的素質教育又走入一個誤區：素質教育變成了音樂、美術、體育這些具體的科目，成了考級、加分，成了應試教育的又一個課堂。

　　“我們的高等教育也面臨許多新問題。”對此，南開大學馬列學院院長武東生教授說，我們正處在一個社會轉型的時期，舊有的價值體系被破壞，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建立。而我們的大學開門辦學，社會對學生的影響是空前的。我們一個學期在課堂上講的內容，可能學生會在一個假期甚至是一個周末后把它們都推翻了。

　　他說，現在整個社會的誠信體系尚未建立，社會上一些負面的東西對學生的影響很大。即使是在高校里，當學生看到一些關于投機鉆營的教師能夠春風得意，既得名又獲利的時候，他們會怎么想、怎么選擇呢？

　　“當然，不能因為有社會原因而原諒校園問題，不能因為別人不誠信而原諒自己的行為。我覺得這種推理應該成為我們每個人面對誠信問題時的自我心靈拷問。畢竟，誠信不僅是學術之本，更是立人之本，立國之本。”這是北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對誠信的看法。

　　“應該把誠信納入學生的評價體系，這樣才能把它由表面性的口號、大道理變為學生的自覺行動，才能貫徹到教師的教育中，貫徹到家長的教育中。”李福君表示，“未來社會需要高素質的人才，不僅掌握技能，更要擁有誠信、合作精神。我們的教育要培養的，應該是這樣的人！”（記者張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