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實習生全體走人？”今年3月，聽到這個消息，上海某高校的大三學生李豐(化名)十分詫異，但又為自己的選擇感到慶幸：盡管春節前進入聯合利華的市場部實習，但李豐已在2月就主動申請離開，去尋找新的實習機會。

　　而李豐的同學周燁(化名)則打算堅持實習直至暑假，裁撤實習生的消息讓她心里沒底。周燁所在團隊的“老板”表示，如果裁人會爭取把她留下，因為她負責的工作難以替代。據周燁所知，聯合利華約200個實習生，他們負擔著各個團隊包括財務在內的工作。

　　4月來臨，周燁相識的實習生陸續接到了被通知“走人”的電話，裁撤全體實習生似乎不再是一個愚人節的玩笑。“

　　周燁了解到，實習生的工作將交給團隊里的管理培訓生負責。實習生們已經離開了大半，周燁也馬上交接了工作。有點灰心的周燁聽到了“老板”的安慰：“那么多實習生一走，對繁瑣的財務工作有影響，說不定很快又要招實習生。”但周燁以后不打算再到聯合利華實習了。

　　周燁曾算過一筆賬：實習生每人每天的勞務費是80元，如果真的裁掉200個實習生，每天節省16000元，半年下來大約200萬元。周燁還聽說公司是借壓縮人力成本之機解決過去實習生可能帶來的隱患。周燁告訴記者：“裁實習生又沒有什么麻煩的，讓走人，我們也只好走了。”

　　記者就聯合利華大規模裁減實習生一事向該公司媒體事務負責人鄭天慧求證，鄭天慧告訴記者，要聯系人力資源部門才能回復。記者再次致電時，鄭天慧稱，公司的新聞發言人在外出差，答復不了記者的問題，也不方便透露發言人的電話和姓名。

　　“金融危機下，企業招聘和接收實習生確實是碰到難題了。”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廣告學系主任程士安教授表示，企業在人力資源上壓縮編制，“首先想到減少實習生，增加在職職工的工作量。從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和成本控制上來說，這種方法是無可指責的。”

　　但她認為，企業一刀切裁掉實習生是一個下策。在危機時刻，如果用這樣的方法進行成本控制，將對企業未來的勞動力市場會起到難以修復的負面作用。這個負面印象還會由被裁實習生擴散到相關群體，“再投200多萬元的公關費、宣傳費、品牌建設推廣費，是不足以扭轉回來的。”

　　此外，程士安分析，裁撤大批實習生會讓外界得出這樣的推論，200個實習生不可能全部是在可有可無的情況下隨便招來的。一層一層來梳理，非常緊要的實習生還得留下來，如果一下子都裁掉，說明原來是非常隨意的。”

　　程士安認為，即使壓縮人力成本，也可以選擇更合理的處理方式。在危機關口，企業要冷靜，要合理地處理相關問題，逐步地解決。即便裁員，不能一下子裁，在裁的過程中反觀自己企業內部的管理和對各種生產成本的控制，這才是合理的。

　　外資企業人力成本的壓縮一直受到關注。日前，在實踐管理研究會主辦的人力資源論壇上，“國內企業似乎比國際企業做得更好”成為多數與會者的共識。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董靜提到英特爾公司浦東工廠遷蓉事件，有英特爾員工稱此舉并非因為英特爾虧錢，而是壓縮成本的舉措。另外，有與會者贊賞阿里巴巴在寒冬中招聘5000名員工，公司高管減薪的決定。

　　外資企業招總體聘情況如何？程士安告訴記者，從復旦大學廣告學系的就業情況來看，從去年10月到現在，各大外資企業都招人，只是招聘數量上壓縮了。

　　最近董靜走訪了溫州部分企業，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一家做不銹鋼的企業，由于去年鋼材料大幅度降價，這家企業1個月里的損失就超過了1億元，當時地方政府和銀行都很緊張，而那個企業家說：“我是在虧錢，但我虧得起。我前兩年錢賺太多了，現在把包里的錢拿出來再補上去，我就不相信這個危機一直會持續。我怎么會關門呢？這個廠是我辛辛苦苦一輩子打拼的家業。”

　　此外，董靜的學生發現復星集團在網上公布的招聘人數由400人改為了800人。她接觸了復星集團的人力資源部門，對方表示：“現在企業有困難，畢竟還有余力能夠應對，現在想的不是降低成本的問題，而是下一步發展的問題，而一旦看到發展，相信中國的發展，就不會在這駐足不前了。”

　　董靜認為，每個企業的情況不太一樣，有一些確實遇到困難，想的主要還是生存，怎么降低成本渡過難關。還有很多企業，一樣處在危機里面，但是它手頭可用的資源的程度不一樣，是往前看更多一點。

　　董靜認為“內外有別”是由于外資企業和本土企業的決策體系不一樣：“民營企業員工和老板距離很近。這是他的事業，精心發展起來的，就根植在本土的土壤之上，除了經濟利潤的計算之外，還有很多的因素也在他考慮的范疇里面，這也是一個成本收益的問題。外資企業可能不一樣了，尤其越大的外資企業，它的決策受到股東的影響很大。國外的股東不知道、也不關心你中國廠里的某某員工，家里有幾個孩子，經濟生活有多困難。決策性質、決策機制、決策者不一樣，最后對危機時候處理困難，做出決策是不太一樣的。”

　　程士安告訴記者，“內外有別”和我國的政策相關：“我們國家對當地的國有大企業或者一些大型的民營企業是有要求的。特別是上海市，比如說裁員到一定程度或者招聘多少是需要上報給政府的，政府通過這個途徑來限制裁員。”

　　程士安認為，這實際上是一個矛盾的平衡：“因為從企業的生存角度來說要壓縮成本，就要裁員或者不招聘。但這個問題推廣到社會以后，社會的這類人群多了，減少了社會的消費，反過來也壓縮了企業的生產需求，這涉及到宏觀的產業鏈的問題。就像發放消費券一樣，刺激消費，加大生產，加速流通，整個轉起來。如果企業能在控制其他成本的同時，減少裁員，同時適當地增加一些新的員工的話，勞動力問題相對穩定，那就有一定的消費能力了。宏觀控制是說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這個政策就逼著企業從各方面去壓縮成本，比如通過技術革新減少原材料，通過減少生產的開支，而這方面我們無法對外企有特殊的要求。”實習生 祁鈺 本報記者 周凱